我出生于西安，从小在陕北农村长大，对那里有很深的感情。
我进入新闻摄影这一行纯属误打误撞。当年我非常喜欢写作，1986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学新闻，做记者。那年刚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设立了新闻摄影专业，第一次对全国招生。我荣幸地加入了“黄埔一期”，觉得学这个专业我可以一手拿着相机拍照，一手写字，自己出去采访不受限制，这样多好！
1993年，我有机会前往美国，先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实习了4个月，后来又去雪城大学和俄亥俄大学读研。这期间我在几家报纸实习，包括《雪城日报》《匹兹堡纪事报》《迈阿密先驱报》。1998年，我回到北京，做自由撰稿。
采访对象的母亲也会是你的读者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位前辈曾经观察过我的采访。他说，记者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索取型的，“我来了，得到了我需要的素材，我走了”；另一类是“我来了，我需要采访你的故事，你有什么要跟我分享的？我怎么能帮到你？”前辈说：“你不是一个索取型的记者，你懂得尊重对方，但是这还不够。”
的确，尊重被采访对象是一个健康关系的基础。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照片中感受到被拍摄对象作为人的尊严，受到平等待遇的渴望，希望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改善生活，帮助别人的基本需求。最重要的是，我想反映出他们的梦想和人性的光辉。
在拍摄肖像的时候，我尽量花时间熟悉被拍摄对象，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美国的“穷忙族”（working poor），什么是贫穷的代际传递。
儿童是一个社会贫困和不公的面孔。1995年的佛罗里达州，有四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采访过的很多孩子，只希望能有一身合体的衣服和一双合脚的鞋。他们担忧自己和家人没有地方过夜，担心周边充满毒品和枪战的危险环境。他们期待生活中有些光亮，能带给他们希望。
有一次拍铁路火车事故现场。我知道如果用广角镜头拍，这张照片的冲击力会更强，但我选择了退后到足够远的地方，给对方空间，保护对方的尊严。我用长焦拍摄了这张照片。
要记得，采访对象的母亲也会是你的读者。
我最怕看到天灾人祸之后，媒体把话筒举到当事人的嘴边问，“你现在怎么想？”“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可以理解在突发事件的现场，记者发稿有紧迫的压力，但是发掘信息又不给当事人造成困扰和二次伤害，是重要的能力，也是我们的本职和本分。
在采访先天弱智、患有极端自闭症的尤阿尼的时候，我曾经在他们家的沙发上睡过两夜，拍到了他被疾病折磨的样子。他必须被关在围栏里睡觉，清醒的时候会长久地呼啸，还会伤害自己。
尤阿尼从两岁起就被他的姑奶奶珍妮特收养了，珍妮特从精神到体力都不堪重负。当尤阿尼在深夜里长啸并伤害自己的时候，无可奈何的珍妮特在我的眼中就是天使。在我采访他们之后的几个月内，珍妮特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倾诉自己的感受。我能做的就是做个好听众，不索取、不猎奇。
还有68岁的詹金斯，她失去了丈夫、儿子、孙女和母亲。她中风，坐进了轮椅。糖尿病、心脏问题和高血压已经严重破坏了她的身体，但她很乐观，并试图让自己尽量好好生活。她说，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处于人生高峰。在拍摄詹金斯的时候，我希望人们看到的是她乐观的精神状态。她渴望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周游世界，而不是仅仅用生理缺陷来换取同情。
1997年的夏天，我采访了舞者金星。金星性格直爽，一见面就问我几岁，听了我回答就说：“你比我小，就叫我大姐吧！”她一边往嘴上涂着亮红的唇膏，一边告诉我：“妹子啊，咱们女人的命运都是把握在自己手里的。”
金星的变性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手术中她的左小腿被压迫了16个小时而没有知觉，小腿肌肉到脚趾神经全部坏死，即便恢复过来也只能瘸着行走，这对于一个以舞蹈为生的人来说是天大的打击。金星咬着牙，坚持每天强化训练，配合针灸治疗，一年多以后，她又奇迹般地重返舞台。
一个前辈说：“好的新闻讲述的是同理心或者是缺乏同理心而引发的故事。所以报纸既是世界上同理心行动的官方记录，也是人类同理心缺失的历史档案。”
没有年龄感的安妮
在美国生活的最初两年，我换过5个城市和16个地址。无论是在中国或美国工作生活，我都有强烈的暂时感和游牧感，而我的应对策略则是寻找那些永不过时的主题。我喜欢观察普通人的生活，关注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边缘人群，时常被他们身上那种积极的、不对命运屈服的精神所打动。
安妮就是这样不普通的普通人。
安妮见到我，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路边。不仔细看，你会以为这是辆无人驾驶的汽车。事实上，有一次安妮遇到塞车，索性开上公共汽车的专用道，警察追上她时，还以为有人恶作剧，弄辆遥控车捉弄他们。
“我当然没拿罚单啦！”安妮说，“警察们总是在几秒内就爱上我。”她个子不到一米五，一头银白色卷曲短发，圆圆的脸庞上永远挂着笑容，说话时喜欢眨眨眼睛，典型的万人迷，没有人不会爱上她。
那是1994年，我在雪城大学传播学院读研究生，在一家报社实习，她是我的房东，84岁。
安妮已单身生活了45年。她的丈夫在他们结婚7年后死于心脏病，留下她和年幼的孩子们。安妮说她不相信再有比她丈夫更好的男子，她回忆起丈夫却很调皮：“哈哈，其实我跟他订婚后都还很不老实。有一次生病住院，我的几个相好纷纷来看我。每来一个男友，我都要把自己的订婚戒指悄悄脱下来，等我先生来时再戴上。但他死后，我却一个男人都看不上眼。”
丈夫去世后，安妮一直是全职工作的单身母亲，独立抚养大了3个孩子。安妮的一个外孙女文迪是个护士，工作时间很不规律。文迪3岁的儿子乔希患有智障，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出走了，单身母亲文迪经常为找不到保姆而头疼，因此安妮有空就会去帮助照顾重孙子。
“天哪，你看他多可爱！他真是上帝送给我的小天使！”安妮每看到重孙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我这个无缘无故被升了辈分的中国“奶奶”有时也在周末和她一起推着乔希出去玩。偶尔，当安妮提起文迪和乔希时，她的眼里会流出淡淡的忧伤，很快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温柔挂念，和一份深深的理解。也许，在同为单身母亲的外孙女的身上，安妮看到了年轻时执着坚强的自己。
有一次，邻居们周末聚餐，酒后的安妮说自己一定是个失败者（loser），怎么40年了，还过不了感情这道坎儿。于是，我们五个光棍组成“本街落魄单身俱乐部”。
我们的光棍聚会总安排在周末，日子过得飞快。有一次看橄榄球赛，开赛前有乐队暖场。“来吧，跳起舞来！你们这些失败的光棍！”安妮第一个站起来，拽着我们几个一起跳舞，大家一起舞动，开怀大笑。有人做伴，即便犯傻都是有趣的。
任何时候，有任何有趣的事情，安妮总是第一个响应。多年后我在圣诞卡上第一次在自己的名字后的括号里写ageless（没有年龄感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妮。
安妮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房地产工作。84岁的她依然全职上班，而且业绩出众，屡获殊荣。安妮说她想不到除了房地产工作她还愿意做什么，这么多年，她已经记不清经手过多少房屋交易。她的照片常出现在报纸和有线电视的房地产广告中，所以她说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像是“社会名流”：“我老到很多人知道并且记住我了！”
85岁生日那天，安妮照旧去上班了。办公室来了个修理工，在她的电脑上摆弄了几下，就把她和转椅拉到大堂中央。年轻的男子裸露上身，当众给她跳了一段热舞。原来这是公司同事们给她准备的生日惊喜。“他让我坐在他的腿上，我的脸都发烧了！”周末我们给安妮补过生日时，她还对此回味不已。
安妮总是说自己越老越优秀。86岁那年，安妮被大匹兹堡区评为年度最杰出房产经纪人。她开心得像得到了总统奖。
她一直坚持到近92岁退休。退休后的安妮时常去做义工，和同事帮助低收入家庭盖房。安妮是我见过的在建筑工地做义工的人中最年长的。
安妮很少谈论过去的事，她永远在谈论未来，她还喜欢收集一切跟大象有关的工艺品。她有多套风格、色彩不同的大象项链和耳坠。安妮的梦想之一是到亚洲去旅游，她对我说：“明年怎么样，我们明年一起去登长城！”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别的城市工作。安妮时常与我通电话，“别忘记呦，你是我的中国女儿，你得好好上进。”我这个远离家乡的流浪儿，总在她的笑声里寻得慰藉。
几年后，我成家并生儿育女，回到北京，我的母亲长期帮我照料孩子。我时常提起安妮，频繁到我的亲生母亲都有些小妒忌。
2006年，我去匹兹堡一家养老院看望安妮。此时她已96岁高龄，躺在床上，胳膊和鼻孔都插着塑料管。安妮还认得出我，却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我把儿女们在礼品店帮我挑选的一串项链给她戴上，项链坠是个大象。
在养老院分别的两个月后，安妮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安妮刚刚平静地去了。我始终没能陪她去登长城，但我心中不存遗憾。安妮总是向前看的，下一年，下一站，我们会有怎样诱人的计划呢？
摄影记者是扛着相机的社工
记者这个职业跟救护员、扶贫员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在最基层观察生活和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工作。记者只不过是扛着相机、拿着笔记本和电脑的社工。
3岁半加比的世界是黑暗的，她看不见，听不到，不能行走。她每天的时间，不是躺在床上等着她妈妈通过一个塑料管往她胃里灌食，就是站在这个支架上伸展四肢。加比是一个摇晃婴儿综合征患者。她基本上是个植物人，而她的双胞胎姐姐米歇尔健康聪明。她们的祖母也叫米歇尔，她照顾加比，同时试图告诉全世界的人们：永远不要摇晃婴儿。
1998年的春天，我在一家慈善组织寄给媒体的年报上发现了这对双胞胎。虽然事先已有心理准备，但亲眼看到双胞胎姐妹的天壤之别，我还是感到震撼。
加比在一个特制的木架子里，米歇尔为了训练加比的腿力，正把她竖起来。小米歇尔在楼上的粉红色卧室里玩耍。她一个人躲在洗手间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仿佛在和自己的影子姐姐玩过家家。小米歇尔有着秀兰·邓波儿一样的鬈发，口齿伶俐，讨人喜欢，常常开怀大笑，酷爱舞蹈。双胞胎的祖母兼养母米歇尔剪了很短的深色短发，语速快而果断，走路、做事雷厉风行，同时处理着好几件事情，没有停歇的时候。
3年前，双胞胎的父亲乔治独自在家照顾两个新生儿。当两个孩子轮流哭闹时，他失去了耐心，没有扶着婴儿的头颈就晃动加比，企图让她安静下来。剧烈的晃动持续了5秒到10秒，就那么简单，加比从此大脑受伤，变成植物人一般。乔治因此被判入狱4年半，双胞胎的母亲莫妮卡靠在夜总会跳舞谋生，无力抚养孩子。经过法律程序，孩子们的祖母米歇尔·普尔和丈夫罗德收养了两姐妹。
收养两个孙女时，米歇尔已经49岁。她每天都排得满满的，像个上了发条不停运作的机器。
自从姐妹俩成为一家慈善机构的亲善大使之后，米歇尔几乎每个周末都带她们出去参加宣传活动。米歇尔说：“她们像玩具一样被展示，我讨厌这么说，但事实就是，她们被当成了展示品。”
米歇尔经常在社区公园做摇晃婴儿综合征普及讲座。她布置好一个长桌，上面摆满了毛绒玩具、塑料食品保鲜盒和生鸡蛋。在榕树的树荫下，她用婴儿摇椅把加比固定好，右手扶起小米歇尔，左手捡起洋娃娃，然后和一群来公园玩耍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聊天。她告诉人们，这是小米歇尔，你们看她有多伶俐，多聪明？
她指指躺在婴儿车或者轮椅里的加比。加比怎么变成了加比？
米歇尔拿出一个玩具娃娃。“请别哭了……别哭！停止哭泣！”她摇晃娃娃。摇晃持续不过几秒，娃娃的头前后抖动，咔嚓、咔嚓、咔嚓。就这么快的几秒。
她再取出一个圆形的透明塑料盒，像头颅一样。盒里放着一枚鸡蛋，那代表大脑。她用力摇晃着塑料盒，蛋壳碎裂了。“婴儿的大脑就是这样的。”在人们错愕失语中，米歇尔推出坐在轮椅上的加比。
“这就是结果。”米歇尔说，“如果你猛烈摇晃婴儿，她将不能行走、不会讲话、坐不起来、不能嚼食。加比的生命之船搁浅在这一时刻，她将永远是个婴儿。本来加比也会和小米歇尔一样。”
人群里的孩子们扬起脖子，看着两个小大使，一个受伤，一个健康，然后他们在米歇尔洪亮清晰的声音中重复道：“永远不要摇晃婴儿！”
在美国，每年都有数百名婴儿被摇晃受伤，其中有些人一生面临脑损伤，大约四分之一会死掉。米歇尔马不停蹄，努力普及不要摇晃婴儿的常识，希望能救更多的孩子。
这个故事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报道促成了全球摇晃儿综合征协会的产生。这个作品在1999年成为普利策奖的提名作品之一。
当我回到中国做自由撰稿的人时候，曾经在张越的《半边天》节目里分享过这个故事。节目播出以后，很多护士都写信反馈说，她们以前没听过这个事儿，以后要提醒年轻的父母，也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
米歇尔最近分享了两年前加比坐轮椅出席小米歇尔大学毕业典礼的合影，还有姐妹俩2020年满25岁时一起庆祝生日的合照。自小外出聚会时，人们都会主动上前跟加比打招呼，小米歇尔从上小学起就已经习惯了不用自我介绍——满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是加比的姐姐。小时候，小米歇尔时常在厨房的水槽里帮忙给加比洗澡，她觉得加比就是个好玩的小宝宝，她也经常追问帮忙的护工：“加比什么时候才长大？我好想跟她玩！”如果一切如常，加比今天的生活应该和米歇尔相似，她们大概会成为共享秘密的终生闺蜜。我猜米歇尔有很多感受只能也只愿意跟双胞胎妹妹加比分享，却永远都没机会了。因为，加比就是加比。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一向不喜欢干预，也希望拍摄对象忘记我，这样我才能捕捉到最真实的瞬间。我希望镜头表现的不是被采访对象的贫穷、可怜和无助，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阴暗面。我希望读者能够在我的镜头中看到，每一个人其实是有希望、有念想、有追求的。我总是希望我的镜头里能表现出这样一种向上的力量。
作为一名摄影师，我们讲述的既是别人的故事，也是自己成长的故事，这是我们的故事。
照片的背后
我曾经采访过一起车祸案的审判。这起车祸的肇事者是19岁的库伯提诺。一年前，他把另外8个打完保龄球搭车的14岁到17岁的年轻人塞到自己的五座本田轿车里。由于严重超载和超速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失控后，跨越中栏撞到对面高速行驶的另一辆汽车，造成5人死亡，6人重伤。
第一天开庭的时候，所有死者亲人出庭，哭泣不止，令人心碎。接下来几天还有一些高位截瘫的年轻幸存者，坐着轮椅、吸着氧气出现在法庭。还有原告律师把撞到面目全的汽车拖到法庭外给陪审团看。库伯提诺终审被判有罪，监禁15年。他的家人在这之前都很安静，但听到审判结果以后立刻哭成一片。因为对审判结果早有预感，我提前选好了位置，拍到了他们抱头痛哭的照片。
我也注意到有一位死者的母亲走过来，伸出手安慰库伯提诺的父母说：“对不起，我也是母亲，我理解你们的痛苦。从今天起，我们一起流泪。”
回到办公室以后，早班编辑看到这张照片很激动，说电视记者都错过了，没拍到这个景象。下午，《棕榈滩邮报》责任编辑马克·埃德尔森上班以后，也很喜欢我拍的这组照片。马克曾经连续10多年获得美国最佳图片编辑奖。他和我，以及其他几个记者、编辑一起讨论，决定不用更有冲击力的哭泣的照片，而是采用握手安慰的镜头。
马克说，这就是母性和慈悲的光辉，这样的照片信息量更大，对读者更有启发，而不是只博取同情。因为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局。
在我和马克的合作中，对照片选择产生争论只发生过一次。
那天我采访了一位有2个孩子的单身母亲鲍威尔，她收养了妹妹的4个孩子。她的妹妹丧生于车祸。当我去的时候，有5个11~15岁的孩子在读中学，生活非常拮据。我先拍到了他的全家福保底，因为马克常对摄影记者说：“先确定你至少拍到一张能发稿的安全照片，然后放开拍，带回惊喜给我看。”
我特意等到晚饭的时候。这家人用一共花了7美元买的热狗和薯条做晚餐。因为炸薯条分配得不均匀，引起了争吵，妈妈在争执中企图让自己的儿子平静下来。
我自己对这个瞬间印象很深刻，但马克初选的时候没有选择这张照片，只选了全家福。我特意提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瞬间很好，可是读者看到会不会产生反感，觉得这家孩子不懂事，还吵架，会不会不愿意资助他们了？
我说，这张照片刚好反映了他们生活很艰苦，会为最便宜又不健康的食品争执——不够分，又吃不饱。这是完全真实生活的写照。
马克后来说那好吧，就留下了这幅照片。我相信他在最终排版时挣扎了很久。这个系列发表以后，马克说我选这张照片有道理：“谢谢你当时跟我争论时候的坚持，不然我会错过这张有故事的照片。”从此马克讲课时常提到这个故事，强调图片编辑聆听一线记者想法的重要性。
1998年离开《棕榈滩邮报》后，我曾两次邀请马克到中国讲课。马克跟其他人讲的东西不太一样，他用排版来讲故事的流动（flow），故事线索如何通过视觉包装一步步发展升华。他的讲座严谨而有新意。多年后，有同行回忆，马克下午有讲座时，坚持空腹以保持头脑清醒，一直到夜里11点跟大家交流完毕，才去街头小摊要了杯二锅头一口喝下。
2013年年初，马克不幸被诊断出淋巴癌，他做了半年的化疗后重回工作岗位。一年后淋巴癌复发，并发白血病。在痛苦的治疗过程中，他用相机拍摄记录自己的治疗过程，还把女儿和妻子发展成摄影师，做自己的助手，把照片和文字发表在社交媒体上与亲友们分享。
回忆流年，马克常感叹全家人一起去中国旅行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于我而言，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在中国一别，竟成永别。
2015年，马克仙逝。我看到邮件时已经错过了报社发讣告前对老同事的采访，只赶上大家用视频表达对他的怀念。我有那么多的心里话想对马克讲，最后能说出的却只有一句：我变得更好，因为你。
2010年，我在《时代》周刊上看到了关于维珍银河航空公司帮助普通人实现太空游梦想的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太空迷，看到报道很激动，当天就报名参加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第一个华裔女性维珍宇航员。那一年我的儿子11岁，女儿8岁，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幼儿了，我应该可以放得下。
晚上跟孩子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像我一样激动，期待妈妈的太空行。没想到儿子第一反应是：“我们还没有长大，妈妈你不能去送死。”
不过孩子的反应让我反思，万一有什么差错，我除了做妈妈，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实现呢？在此之前的10年，我全身心投入家庭，抚养两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越来越失去了自我，越来越不在乎什么样的事情对我是重要的，我还有什么样的梦想？
我注意到自己书架上底片夹、作品集上的灰尘越来越厚，想起以前做记者的时候遇到过很多令我难忘的人和事。当年有那么多的人打开他们的心灵，让我走进他们的私人世界，给我特权，让我来讲他们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的人们，和时代没多大关系。人性中的温暖和光辉，人性中的不堪和鸡毛琐碎，也和时代没太多关联。我们终生的成长，都离不开那些永恒的主题——爱和信念的选择。
也许是老天爷听到了我儿子的抗议，11年过去了，我的太空游还没有成为现实，《在旋转尘光的静点》这本书反而先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