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 湾》 张 炜 著 花城出版社
【读书者说】
历史正义与现实人心的互为映射
在四十余年的写作中，张炜已然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写作风格。精神性的聚焦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多重的构造与深度，所以想吃透并非易事。认真读完小说之后，我把作者的自序重温了一遍，才算是弄清了“对话的持续”“精神和心灵的一个关口”“家庭之书”“时代的锥心之痛”，以及“自我拷问”和“灵魂的洗礼”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意义。
这些夫子自道式的强调表明，《河湾》仍然是典型的张炜式的写作，即历史、人性和心灵汇于一炉的多重对话与交响。人性以永恒困境贯穿于历史之中，历史则以永恒悖论投射于当代的生存，心灵以永恒的追寻返回到历史真相之中，并最终成为当下的分野。三者形成了一种互相对话和互为因果的关系。从1990年代中期的《家族》，到世纪之交的《外省书》，21世纪之初的《刺猬歌》，到长篇巨著《你在高原》，到现在的《河湾》，张炜写作的思路和方法是一以贯之和一脉相承的。
这是一部在语言和叙述上都堪称炉火纯青的作品，自然的节奏行云流水，就像音乐中如歌的行板，人物的命运自然地展开，历史的谜团徐徐绽放，止于一种微妙的状态；复杂的历史背景被巧妙地简化、虚化、推开，反而使叙述获得了一种简约与净化，如同“纯诗”所生成的那种效果。“叙述之美”在这部小说中达到了一种新境界。阅读之中那诗一般的语言与体味也无法言喻。
在感性的弥漫与绽放外，小说的思想世界同样引人驻足，其中最为鲜明的，是洋溢于字里行间的俄罗斯文学式的“灵魂的解剖”和“生命的审视”。张炜把笔墨聚焦于精神的对话和自我分析之中，构造了一个活跃而丰沛的思想世界。作品中人物强烈的“自我分析”色彩，有效地平衡了作者强硬的个性舒张，避免了可能对读者造成的压迫感。既有效展开了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又为读者提供了强烈的代入感与认同感，使作品生发出了浓烈的精神传记的意味。某种意义上，这种精神性的品质，可以说是张炜小说为中国文学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使中国当代文学变得更高贵，也更具有了真正的主体性，而不是止于故事、奇观与噱头。
对正义的执着探寻
如果注视小说中的历史维度，我们会看到，表面上，《河湾》依然讲述了家族史故事，主人公的“申诉”和历史求证贯穿了作品的前半部分。作者也反复强调了《河湾》作为一部家庭之书的性质。但我认为，在这些现象背后，作者的真正意图、人物所探寻的终点，是历史正义，这才是作品真正的目的。因此，家族史的书写是起点，而历史正义的追寻和实现才是归宿与归属。小说中写道：“显而易见，洛珈关于母亲、亲生父亲和继父的复杂经历深深震撼了我，但我的家族，我自己，一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部血泪史、奋斗史、世纪传奇，这样讲也许毫无夸张。”主人公傅亦衔和洛珈的家族历史十分接近，都有着巨大的冤屈与不幸。求证和求解于历史，便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乃至于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某种意义上，历史也是寓言。《河湾》主人公的追寻延续了多年前作者的追问：目的和手段之间，历史进步的理念和实践之间，在大量细节构成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强烈的不对称和不匹配。个体生命的遭际，如何存在于历史的褶皱中，这是问题的所在。而唯有文学，唯有那些有正义感的作家，方能去予以发掘和发现。
《河湾》中有两处细节，可谓标志性地展现了上述巨大的历史沟壑。在对继父的持续追问中，洛珈发现，“继父、亲生父亲以及母亲经历的是同一个半岛上的战争，结局却正好相反”，有人享受到了成果，有人却成了牺牲品。历史似乎具有某种无法改变的意志，进步当中包含着深刻的丧失，而这构成了许多悲剧的原因所在。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相反的命运，撕裂了主人公本来应有的家庭生活，撕裂了他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良知？对于这个问题，小说并未给出最终结论，也无法予以事实上的申诉和纠正。这既是作者提出的问题，也是“历史的河湾”中留下的难以解释的创伤和谜团。张炜作品当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源于历史本身的悲剧逻辑，但指向的则是对人性尊严的执着追寻。
现实的河湾和人性的沟壑
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本应是跨度更大的当代历史，但写作的逻辑使作者在叙事中进行了必要的压缩，集中到了近二十年左右的历史。从主人公的经历和可能的年纪，以及文化、性格等方面来看，他们应该属于“50后”一代；但从当代生活的事实看，他们又仿佛是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认为，张炜是有意地压缩了几代人的生存经验，将其聚焦于主人公身上。细究小说人物所置身的年代，属于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人群亦迅速分化的九十年代；而书中人的“信息化生存”的属性，则更像近十几年的当下，比如他们谈到智能手机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还有大量的社会现象，显然是近十几年才可能出现的现实。
在故事的进程中，这些同代人出现了迅速而密集的分化。余之锷和苏步慧夫妇从机关下海经商，迅速扩大到地产和各个领域，最后来到更大规模的“河湾”开发现场；同学德雷令，黑白黄诸道兼通，迅速发迹，翻云覆雨，最后又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连主人公自己深爱的妻子洛珈，曾一度执着于历史的求问，后也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金融业，并与“我”渐行渐远。在小说后半部分，叙事节奏越来越快，力度、烈度越来越大，人群不断出现新的剧烈的分化，经济地位、生存处境的变化也带来他们情感和精神上的动荡感。这些人群的遭际，映照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现实维度的复杂性，同时也构成了他们人性善恶构造与伦理分野的基础和背景。这个眼花缭乱的环境充满了巴尔扎克式的、雨果式的历史细节，它们通过日常的交集、聚会、偶遇、冲突和对话展现出来，妙趣横生，令人惊奇。
最后我还要谈及《河湾》主人公的“隐婚”，与其说这是某种个体趣味，不如说这是主人公保持精神独立性的一种策略，它保证了小说中“我”与现实的黏合与拒斥的平衡：主人公首先是机关职员，但在其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中，他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此外，他与现实的关系又存在着多界面的其他接触。如果缺少这么一个独特的“物化条件”，人物和现实的复杂关系便难以依托。
总体而言，《河湾》是张炜在新的现实氛围与文学环境下所苦心打造的炉火纯青之作，不惟写作技巧上日益老熟圆融，兼具纯诗式的诗意，在思想层面也坚持和深化了其一贯的主题与思考，确乎是一部难得的艺术佳作。
（作者：张清华，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