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吴依桐 通讯员 曾睿洁
展览现场
记者手记
在和时代的深入对话中生长
1992年，广州双年展作为中国首个双年展，率先拉开“双/三年展”进入中国的序幕。随后，“双/三年展”登陆上海、广东等地的官方美术馆：首届上海双年展举办于1996年，旨在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局面；2002年，广东美术馆自主策划首届广州三年展，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验艺术十年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仅在珠三角就先后创办过近20个双年展，持续至今的有十多个。如今，“双/三年展”制度作为当代艺术生产与展示的重要方式，已流行于各地，并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现象。
以回顾的形式，呈现中国当代艺术阶段性面貌，探求未来发展，这是中国本土“双/三年展”最初在问题意识和表达诉求上的不谋而合。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上海双年展主要创办人许江曾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办上海双年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认识中国艺术，让中国艺术可以在世界上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并不像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封闭。”
经过多年发展，“双/三年展”如何持续推行，怎样突围创新，消解策展惰性与审美疲劳，已然成为各个主办方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正如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所言：“双/三年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化模式，它必须和时代进行深入对话并在其中生长。如果‘双/三年展’模式已经僵化了，那么它本身也就丧失了文化抱负与能力。”
不知是有意或无意，最近举办的这些双年展有类似的主题：《2022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以“共生”为主题，《共生世界——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名为“共生”；《第三届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以“和美共生”为主题……一般而言，“双/三年展”的策展与办展都围绕一定的学术问题展开，回顾刚刚过去的三年，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冲突层出不穷，虽然“共生”确是当今世界重要主题之一，但显而易见，有更多的关键词可供选择，比如，瘟疫、竞争、生态、共同体，等等。在各种因素的挤压下，艺术如何突出重围，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思想上，进行个性化的创作和思考，这是当代艺术必须直面的。
作为当代观念艺术重要载体的“双/三年展”似乎与地域并无直接关联，比如，地处边疆的新疆在实践上就颇为前卫，其国际艺术双年展开始于2014年，而作为传统艺术重镇的山东，其济南国际双年展直至2022年才开始“零的突破”。诚如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武汉双年展的开幕致辞中所说，双年展是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兴旺发达的标志。但如此规模的展览，要是没有行政力量与财政投入将难以实现，因此最终也必然或多或少体现赞助商的诉求，这对于艺术本体的损耗，值得关注。
总之，“双/三年展”的引进和调整不仅仅是业界的内部自觉，更是对外部世界剧烈变化的回应。近年来，信息扁平化让观众进一步“发育”，他们正对展览提出更多要求。因此，过去仅仅从机构立场出发，单向地提供内容生产的“精英主义”甚至是“圈子主义”模式，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深论
王绍强[广东美术馆馆长]：为当代艺术打开一扇窗
羊城晚报：本届广州三年展旨在探讨什么问题？
王绍强：本届广州三年展共邀请50多位/组艺术家，其中海外艺术家占比约30%。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这个比例可能会高一些。但正是这种因时而变的调整，让我们更好地审视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年的变化发展。
每届三年展，我们都旨在围绕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深挖和呈现，本届则是围绕最近三年的变化进行思考。近年来，一场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为全球持续高速的发展按下了暂停键，突然的停摆将人们推向了变化的浪潮之中，同时也留下了反思的空间。
通过四个主要板块，呈现了我们的问题意识。在“边缘”板块，展开了对中国当代艺术样本的另一种书写。同样是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内生”板块，则将视角投入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本土性”的变化与发展的反思。在“慢板”板块中，艺术之慢，与效率相左，慢艺术尝试给出一种应变的可能，它回归到材料的本体语言，重新思考创作的意义。而“触屏”板块则聚焦数字化所建立起来的虚拟景观，新媒体的出现让真实世界的感官信息被重新转译、编码、再现，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
羊城晚报：经历七届，广州三年展有怎样的变化？
王绍强：广州三年展举办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余载。作为一个成熟的展览机制，三年展既是国际视野下的艺术联动，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同时，这一充满活力的展览机制又成为了一种精神力量，从广州这座丰富而包容的城市身上所汲取更多的“前沿”精神。
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在一点一点地走向成熟，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中尝试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在实践中回归到对自身文化的认可和自信中去。比如在不少青年艺术家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扎根于中国思想哲学体系的创作和思考。
羊城晚报：当代艺术有时候被认为是“批评”的艺术。
王绍强：对于“批评”，我想我们的社会也需要这种探索和表达，它是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提出的一种反思。就像人的身体遇到病毒，会疼痛发烧。没有人喜欢疼痛发烧，但正因为有了这些症状的警示，让我们知道自己存在问题了，继而才能对症下药，最后恢复健康。因此，有时候艺术的表达未必都是大家最愿意看到，最愿意听到的，但却是应该被广泛关注的问题。从更为本质的层面来说，我想更应该是某种前沿与预感。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双/三年展”？
王绍强：从整个艺术生态来看，“双/三年展”是全国美展的一个补充。既有主流也有边缘，才能构建艺术生态的丰富性。全国美展是彰显主流美术的阵地，而“双/三年展”则为当代艺术打开了一扇窗，它所展示的是艺术更具探索性、前沿性的一面。由此，我们的展览受到广泛关注。
“双/三年展”虽然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但我们每次做展都引起观展热潮。记得第六届广州三年展当时展期有三个多月，但到了闭幕前几天，很多观众还在冒着雨排长队进馆。因此，虽然做三年展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资源都是一般展览的数倍，但是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美术馆，观看当代艺术，了解其中的思考和意义，这让我觉得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相信“双/三年展”是为公众服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仍然很值得继续做下去。
羊城晚报：今年开年以来，“双/三年展”尤其热起来，多个大型“双/三年展”在各地开幕。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绍强：这些年，中国“双/三年展”的数量确实在快速增加。当前国内很多地区在文旅发展上亟需树立品牌和形象，希望通过举办“双/三年展”等大型活动，拉动城市的影响力乃至区域的文化发展，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各个地区对文化艺术的重视。
然而，当下的“双/三年展”还是有很大的可塑空间。举办“双/三年展”需要尊重艺术规律，需要构建专业的学术团队，要提出学术问题，深入学理研究。同时，各个地区需要进一步从本土性、在地性出发，让展览与发生地的文化、社会产生联系，避免同质性问题，才能做出展览的特色和差异性。
锐见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地无分南北”的当代艺术发展态势
羊城晚报：最近，多个大型三年展在各地开幕。三年展开始热起来了，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公明：这股热潮应该是在去年年底开始出现的，如《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第三届深圳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2022武汉双年展》《2022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2022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深圳站）》；也有挂着去年的牌子今年开幕的，如《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今年开幕的还有《第三届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第七届广州三年展》等。
这张密集的时间表本身就是一种现象。首先，与疫情防控政策的根本性调整有直接联系。其次，与往常各种会议、活动的年底扎堆现象不同，这些大型展事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准备，有各自的时间表，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可能不会在年底和年初的几天之内密集出现。还有就是，与时间的集中相对应的是地域，虽然也只是在几个城市，但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从新疆到深圳，所带来的天南地北之感还是有点突出的。似乎预示着“地无分南北”的当代艺术发展态势。
羊城晚报：广州三年展是广东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总结过去，能为今天策展办展提供什么经验？
李公明：广州三年展二十余年，据称始终“严谨”“独立”，仅此即很值得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从今年广州三年展的新闻通稿第一段中看到“变中求变”“在历史维度中‘思变’，当代观察中‘应变’，构想未来可能的‘转变’”等字句，亦可关注。“求”“思”“应”“转”“四变”叠加，还有什么“变”不过来呢？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变了、向什么方向变、变成什么样了？
羊城晚报：今天的三年展和三十年前有什么不同？中国举办的三年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发展？
李公明：三十年前即是1993年。想起巫鸿老师有一篇专门谈广州三年展的文章里面谈到1993年，正好可以回答“有什么不同”这个的确很重要的问题。文章说到在1993年，有中国艺术家参加了香港的《中国新艺术展》、柏林的《中国前卫艺术展》以及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西方商业画廊开始代理中国大陆的实验艺术家；国外的媒体开始关注中国的实验艺术。他把1992年10月开幕的第一届广州双年展称作“最为著名的一个事件”，因其“为中国当代艺术建立了一个市场体系”。无论如何，这的确是能留在当代艺术史上的广州三年展。如果用改革开放精神来概括，正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就这么简单。那么，三十年过去，有什么不同？——究竟是时过景迁还是涛声依旧？其实，不同是肯定的，要思考的是三年展作为当代艺术的展示机制的价值观念、选择机制、交流方式等方面的同与异，要把中国当代艺术“双/三年展”的性质、面貌、功能及评价放在中国三十年发展态势的历史语境中考察。还要补充的是，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者语境”本身就值得研究——究竟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来进行研究，其间的差别不是一点点。
羊城晚报：在您的理解和期待里，什么是好的三年展？
李公明：这是大哉问。以常识理解，艺术创作的核心价值最起码是独立思考、自由创作、平等交流、培养审美、关心现实疾苦。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道理，在四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人曾引用马克思对普鲁士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在当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不少这样有思想、有力度的文章。三年展作为一种艺术生产机制，其核心价值、思想倾向、办展效果无论如何不应与艺术创作的核心价值相违背。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三年展正在失去“锐度”。您怎么看？
李公明：对。问题还不仅仅是失去“锐度”——这说法本身好像也少了点“锐度”。著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杜曦云日前在媒体上认为：“如今盛行的‘当代艺术’作品，更偏向于‘时尚艺术’，艳丽粉嫩、几何美学、掩盖真相、粉饰困境……”这就不仅仅是“失去锐度”的问题了。值得深思。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两年还是有一些展览真的是牢记艺术要为人民的初心，让我相信中国当代艺术中仍然有坚持思考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