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羊、接羔羊、打草……几十年来，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一名普通牧民，这是吴智华每天生活的常态。
穿蒙古袍、说蒙语、吃手把羊肉、喝奶茶，生活在蒙古族家庭，吴智华的样貌、举止已与草原牧民全然相同。
实际上，吴智华出生于上海，她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国家的孩子”。
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三千孤儿入内蒙”。吴智华就是这“三千孤儿”中的一名。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史册里凝重的一页，灾祸、饥饿席卷全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孤儿院里聚集了大量孤儿，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
当时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同志，心里牵挂着这些孩子，夜不能寐。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康克清遇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请他帮忙支援些奶粉。
乌兰夫连声答应，但他想，送奶粉能解决孩子多长时间的问题呢？他提议把孤儿接到内蒙古自治区来，转送给当地的牧民收养。他们把这个想法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欣然同意，并一再叮咛：“要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
就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在内蒙古自治区化成一场场爱心接力行动。
1960年，来自上海、常州等地保育院里的孤儿，前前后后，差不多有3000名，他们坐上一列列北上的火车，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内蒙古。
“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乌兰夫的指示简明果断。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牵头，安排人力、财力，部署接运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务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在孩子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有资料真实记录了1960年“三千孤儿”北上的历史。“1960年移入儿童设备购置费明细表”中，写着小木床、小毯子、小桌子、小椅子、便盆、澡盆、枕头、毛巾等物品。
吴智华记不清是哪一年来内蒙古的，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几岁，“养父母就当我是1959年出生的”。20岁以前，吴智华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直到21岁，她才从养父母口中得知自己是被收养的。
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四子王旗的宝德，和吴智华有着相同的身世。1960年，宝德和其他27个孤儿一起被送到四子王旗的保育院。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28个孩子的命运与一位名叫都贵玛的普通牧民紧紧联系在一起，都贵玛成了他们共同的额吉（蒙古语母亲的意思——记者注）。
由于念过书，做事认真，都贵玛被选作保育员，年仅19岁的她担负起照看28个孩子的重任。
一接到孩子，都贵玛给他们全部换上了新衣服。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习俗，给孩子穿新衣，意味着他们将在草原上重获新生。
在四子王旗保育院调养了4个月后，这28个孩子被都贵玛带回脑木更苏木保育院。
夜里，28个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都贵玛索性把小床摆成圆形，以便于照顾到更多的孩子。当保育员的近一年时间里，都贵玛吃不好、睡不好，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
1961年春夏之际，当地没有子女的牧民家庭，开始陆续收养这些孤儿。每个家庭来领养孤儿时，都贵玛都要逐个介绍孤儿的身体情况、个性习惯，交待抚养方法、注意事项。每一次和孩子分开，都贵玛都难以割舍。
同年，宝德被当地一户蒙古族家庭收养。在宝德的印象中，父母十分疼爱自己，并没有隐瞒她是上海孤儿的事。那个年代能上学的孩子不多，宝德却读了8年书。由于舍不得家里唯一的女儿，父母在宝德20岁那年给她招了女婿。成亲那天，家门口堆满了礼品，屋前屋后站满了亲友。
2006年，逢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三千孤儿”中的许多人受邀来参加聚会，当年送来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中有20多人也在其中。这次盛大的聚会，让宝德和其他“国家的孩子”有了联系，日渐熟络起来。
如果当初没有来草原，自己会有怎样的命运？吴智华想着，如果不是被送来草原，“自己也可能活不下来，饿死了”。她从心里感谢“草原母亲”接纳了他们、养育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