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海
又一次，程佳被关在宿舍门外。
不到半年，她已经十几次“晚归”，每次都不得不叫醒不耐烦的宿管阿姨。临近毕业，她不是出去聚餐，或者唱k到忘记时间，而是从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下班后，能赶上的只剩末班地铁——这条北京运营到最晚的地铁线路之一，到达学校附近车站的时间接近零点。
从大二暑假开始，程佳就几乎没有中断过实习，她投出过上百份简历。眼下这家“互联网大厂”是她的第六家实习单位，为了这次机会，她经历了3轮面试。现在，再坚持一个月实习就要结束。如果顺利，这将是她简历上最具分量的一笔。
这段经历甚至会影响她的求职。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秋季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企业更偏爱有实习经验的应聘者，75.4%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候选人实习经历视为加分项。
对正在准备求职的大学生来说，如果把学历看作一个“不可变量”，那么实习就可能是弹性最大、最重要的“变量”，甚至可以成为在就业市场上逆袭的“硬通货”。
实习越重要，高“含金量”实习岗位的进入门槛越高。如今，“985”“211”高校已经不再意味着万能门票，“一周到岗4天”“抗压能力强”“有相关实习经历”逐渐成为标配。
一家投行机构在实习生招聘启事上明确要求，候选人必须是“头部985高校”或者“qs前200大学”的在校生，能够“接受17小时工作制”，“尽量一周七天到”，实习时间需要“连续半年以上”。
程佳庆幸自己觉醒得足够早：就业激烈竞争的起点不是毕业招聘，而是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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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前，程佳期待大学的课余生活“有听不完的讲座、参加不完的社团活动，没课的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但这些最终很少发生，相反，“这届毕业生比较难”之类的文章总是出现在她手机上，尽管她清楚，这大多是制造出来的焦虑。
决定开始实习，是因为她“觉得必须做些什么，让自己心安”。
她的第一份实习是在一家老牌国营出版社，算是专业对口。她负责维护更新出版社的官方微信，每天推送一篇稿子就是全部的工作内容。
办公室里的老师大多是父母辈。“与其说他们是我的‘老师’，不如说他们更像我的‘叔叔阿姨’。”程佳笑着说。
比起工作，老师们似乎更关心她的生活问题，“谈恋爱了吗？”“以后打不打算留在北京？”虽然也有问题会让程佳觉得尴尬，但她从未怀疑过对方的真诚与善意。
她说在这段实习里，自己几乎没有感受过压力，老师们每天下午5点准时下班，中午有午休时间。她经常看到，下午2点到4点，有些老师会到楼下打太极拳。
在很多方面，程佳的第一段实习都称得上顺利、舒心。但是两个半月后，她选择了离开。她确信，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虽然轻松，但是太没劲，一点也不热血”。
从这一点看，中南大学的屈然显然更“幸运”。因为朋友推荐，她第一份“正经实习”就进入了当下最“热血”的行业之一——互联网，2019年，大三的她成为大厂的一名人力资源实习生。
和程佳一样，屈然也很早就决定了大学毕业后，把就业作为首选。她经常在社交app上刷到各种“大厂实习日志”，现代感十足的办公环境、温馨的休息区、丰富的文创产品，还有“一个月都尝不过来”的餐食，都是常见的内容。这些图片被精心拼在一起，加上滤镜，再晒上最重要道具——工牌，或者拍上一段vlog，看起来这样的“大厂实习生活”既高端又时尚，很难不让人向往。
“就是看到别人去大厂实习，很眼红。”当时在她看来，“大厂实习生”就像一种光环，它不仅意味着身份、能力，或者一段只属于少数人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它是一块金字招牌，足以让人在求职时领先一步。
梅晓天常年专注实习资讯，在微博拥有130多万粉丝，“每天都有上百个在校生来咨询实习，或者求职的问题。”
近些年，他感受到了一个明显变化，“可能之前没那么多人去实习，所以只要是一所好大学的在校生，找实习会是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即便是清北的学生，有时也会遇到困难。”
从他的经验来看，毕业后想进“好一点的公司”，最好要有3份以上的相关实习经历。如果实习单位是小公司，或者完全不对口，“相当于没有”。
“现在几乎所有的实习都要求至少要3个月以上，每周工作日到岗时间也要求得越来越长，在校生想要刷3段实习经历，不翘课很难做到。”梅晓天说，“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学生，如果再是竞争激烈的文科专业，的确需要作出取舍。”
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四学生，在国内排名第一的专业就读。她的简历一共两页，其中“实习经历”一栏占了一页多。现在她已经有5段实习经历，但她决定再刷两段，“争取搞到7段”。
她说不出在招聘时，这两段经历究竟会有多大用，但她无法不这么做，“总觉得别人可能会实习更多”。
梅晓天也经常接到一些海归的求助，因为国外课程紧，他们没有太多实习经历，回国后陆续在春招和秋招中失利。再想补实习时，又发现自己已经毕业，而实习必须有“在校生”身份。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的解决方案可谓曲折。疫情期间，一部分国外高校降低了申请门槛。他们只好先拿到这些学校的offer，成为一名“在校生”，但不去报到入学，然后再在国内申请实习。
两年前的屈然不必经历这些纠结。在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上，17个小时的硬座、嘈杂的车厢，以及夹杂着泡面味儿的浑浊空气，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心情。一路上她憧憬着在互联网大厂的生活，应该“很好玩、很有用”，而压力和烦恼，都会因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实习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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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来自中部城市，自嘲是“非著名985高校”的大学生来说，到某大厂的北京总部实习，就像一场朝圣之旅，从进门的那一刻，屈然就开始打量公司的每一处细节。
她发现，自己刷到的那些“大厂实习日志”并没有夸张。超大体量的建筑下，人群像蚂蚁一样从自动门里进进出出。再走近一些，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挂着工牌，楼下的吸烟区围着一群身穿商务套装的男男女女，正在聊天或者刷手机。
报到时，大楼入口太多，她在外面绕了几圈，差点迷路，结果赶上了上班高峰。通勤班车陆续开进园区，刹车泵的放气声此起彼伏。建筑内部，除了一部“高管电梯”，其余12部电梯前，很多人戴着耳机，端着咖啡，排起长队。在轿厢里，她闻到了浓烈的香水和发胶气味。
虽然来之前她想象过很多场景，但感官冲击带来的震撼久未平息，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在对她说：“欢迎来到精英社会。”
几个小时后，这种感觉迅速崩塌。
她领到的具体工作是转发邮件。上岗第一天，一连数个小时，她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挪动光标点击转发键。
“这种无聊的，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你不仅要做，而且还永远做不到头。”屈然苦笑，这与她想象中“热血”“好玩”的互联网，相去甚远。
可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一起实习的小伙伴们也“争抢着”去做。她所在的工作组一共有60多人，其中有20多个实习生。因为工位紧张，有人把电脑放椅子上，自己坐在马扎上办公，“一坐就是一整天”。
很多人“工作”太忙，只能挤出午休时间偷偷做学校的事。大家比着加班，上午挤高峰地铁也要尽量早到，晚上一定要熬到领导走。
一开始，她不太理解，小伙伴们为什么那么努力。后来她逐渐明白，“他们在意的是leader（领导）如何评价他们，而不是在这里学到了多少东西。”
“他们有些是为了转正，有些是迫于leader的压力。”屈然感叹。她后来了解到，这个工作组最终没有一个人转正。
实习生间也有竞争，她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对“努力”的不屑，转而看好一项高级技能：如何悄悄推卸自己责任，并在leader面前抢功。
相比之下，她的工作要“快乐”许多。除了转发邮件，她还承担了给组里两个leader收发快递，送文件，贴发票的任务。甚至两个leader的外卖，也“尽在掌握中”。
和屈然的想法类似，程佳结束出版社的实习后，互联网也成了她急切想要体验的行业。
“当时就觉得可以用一个创意撬动整个世界，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程佳回忆她对互联网公司最初的印象，“里面都是年轻人，很自由、有朝气，每天都在一起头脑风暴，薪水也很高。”
临近毕业，得益于之前“刷出”的几段实习经历，她成功拿到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实习生岗位。那时她以为，这将是她学生时代的一场压轴大戏。
总体看来，戏是演砸了。她在的小组一共5个人，6个月内，她的直属leader换了3任，产品换了4个，技术跑了两个，“最后干活的只剩下我和一个外包大哥”。
即便如此坎坷，程佳也完全认同自己工作的价值。她参与搭建一个电商主播论坛，经过几个月的运营，日活从2万上升到8万。主播们在论坛上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活跃度的上升速度肉眼可见。
“我觉得我们做的产品有价值，但是领导看不到，就砍掉了。”程佳摊了摊手，“公司是双月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一种考核机制），两个月之内没达到领导满意的成效，这个产品就被否了。”
这一度让程佳感到困惑，随着产品下线，沉没在互联网的海底，那些她确信的自己创造出的价值，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屈然没有这样的烦恼，在她实习的互联网公司，她承担的更多是体力活儿。比如，给leader刷鱼缸。
鱼缸实际是leader的leader的，或者它谁都不属于，只是长期摆在leader的leader的办公桌上。可能是心血来潮，leader觉得鱼缸脏了，让她帮忙刷干净。
鱼缸很大很沉，屈然“刷了一下午”，直到“晶莹剔透”。
leader买来鱼放进去，遗憾的是，先后三次，全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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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体力好”，屈然得到了代表公司参加校园宣讲会的机会，负责“扛易拉宝、抱宣传单”。除此之外，她总算接触到了人力资源的核心业务——挑选候选人，这是她第一次以“面试官”的视角，去观察应聘者。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的宣讲会上，她坐在台前，等待应聘者主动上门。一个小姑娘带着“甜蜜的笑容”走过来，礼貌地递上简历，然后流利地介绍起自己。
“从大一开始，我先后在字节跳动、滴滴和美团实习。”屈然记得这个“宇宙超级讨人喜欢”的女生，对方语速适中，逻辑清晰，自带亲和力的微笑从未消失。
简历显示，面前的女生与自己同级，但比自己小了两岁。这让她感到“恐惧”，对方面试老到，最关键的是，她的实习经历几乎无可挑剔。
屈然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与别人的差距”。在长沙，她在同学里算是“觉醒”最早的“少数派”，入学不久就确定了毕业后要就业的打算，军训结束后就开始在小公司实习。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领先”的那一个。现在，看着摆在眼前的简历，她停顿片刻，然后默默在空白处标注上“a ”——一个她清楚自己得不到的评级。
屈然的第二段实习在另一家互联网大厂，岗位同样是hr。这次她主要负责筛选简历，约候选人面试。
她观察到，不同的业务leader会有不同的人才偏好，有人喜欢高学历，有人更看重论文发表情况，也有很多人执着于“大厂实习经历”。
一个业务leader明确告诉她，自己只考虑“有大厂实习经历”的候选人。她找到几个清北学生的简历，虽然没在大厂实习过，但感觉很有潜力，“牌面很好”。
“这几个都是清华北大的。”屈然把这个推给leader，特意说明。
“咱们不缺。”对方轻描淡写地回应。
再往后，她逐渐理解了这个leader的底气。公司的人才库里，投递过来的简历被快速分析，“qs前200”“985”“211”，或者普通一本成为筛选标签，各个“大厂”的名称也会被设置为关键词，高亮显示。
“那些高亮的简历实在太多了，太多优秀的人。”屈然说她再次被刺激到，“以前真不知道人与人的差距可以这么大。”
在自己公众号的一篇文章里，她总结几段实习经历，告诫学弟学妹：“如果你只是学历高，要知道有的是人比你学历高，而且人家还有实习经验；如果你是个平凡的‘985’，又没有小厂实习经历，那你甚至都pk不过那些有厂子实习经历的‘211’。”
“认清自身的优劣势！”她在文章结尾写道，然后奉劝学弟学妹们尽早实习。
就像“打怪升级”，实习也需要一步步向上爬。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厂在实习生招聘，尤其是涉及主要业务线时，也会注明“有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
实习越重要，门槛越高，就越有人想走捷径。闲鱼（一个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可以轻易搜到各种“付费内推实习”“××暑期实习名额”的内容。一件声称可以帮学生把简历直推到投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top券商”，定价100元的商品，在4月，一共售出1150份。
而一个互联网大厂正式实习生的内推名额，则被卖到2.5万元。
据媒体调查，这些付费服务里，同学们买到的大多都是“假导师”，或者一段无据可查的“假实习”。
最焦虑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楠也搜索过这些商品。她清楚这些“都不靠谱”，但还是忍不住想要了解。
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她待在家里整日不能出门。那时她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些抑郁”。她想起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场大厂群面，“七八个人里，只有我一个本科生，其他全部都是北清复交的硕士，或者英美海归。”
后来，她不得不尝试了自己从未认真考虑过的考研。从2月到5月，她买了10本考研的书，“一星期看一本”，但“都没进脑子”。
“我觉得自己很废物，干什么都不行。”刘楠叹气。
拼不过学历，只能拼实习。那年武汉解封不久，刘楠就赶回了北京。学校不能进，她在外面租房，一边上网课，一边找实习。
几乎在同一时间，程佳实习的项目突然“倒闭”。小组解散，实习生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那几天我只需要每天早上在工作群发一个‘到’，当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实习突然中断，回归大学生活后，反而让她感到各种不适应。她开始投暑期实习的简历，也都收到了大厂的面试邀请，“但莫名其妙地都是一面之后就再没消息”。
“是不是我的学历太低了？”程佳发现身边人都在准备考研，这个坚定的“就业主义”选手，也在自我怀疑中开始摇摆。
她加入了考研大军，每天早起跑去图书馆或者自习室抢座，啃书。
半个月后，她选择了放弃。
“已经太晚了，我真的不是那块料。”她说，“还是得拼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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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桃的学业计划也被疫情打乱。她在一所美国常青藤高校，念计算机相关专业。疫情期间，她不得不回到国内，在国内找实习。
有时，她会感到明显差异。到国内互联网大厂面试时，面试官喜欢问“有没有做过项目，有没有实习经历”。她参加过硅谷科技公司的实习生面试，面试官更关心的是“你的创新精神，你如何跟团队合作，以及你的实习规划等”。
“他们不会在意你快速上手的能力有多强，反而会把你当做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来看待。”陶桃总结，“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恨不得要求你一来就要什么都会。”
她的一个同学，成功应聘了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生，“上午入职，下午就开始接需求”。leader曾多次提示，公司每天付薪水，不是让实习生来学习的。
刘圆圆承认自己也喜欢能“快速上手”的实习生，她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一个业务负责人，另一个长期身份是“实习生导师”。
“我觉得‘快速上手’能力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他来了直接就能干活，二是他来了能很快适应。”她解释，“团队确实需要能直接接手一些事情的（实习生），但他再能干，能比得上一个两三年的熟手吗？”
这些年，她见过很多“前慢后快”的实习生，他们前期上手慢，但是在慢慢调试、学习后，忽然在某个节点，开始爆发能量。
“如果不给他们窗口期证明自己，可能就废掉了。”刘圆圆说，“我更看重这种‘快速上手能力’，是能尽快找到状态，而不是尽快做出成果。”
陶桃了解到，国外的公司一般都有更加成熟的实习生制度。导师是一对一的，实习时间也是根据假期设置，比如暑期实习，通常是12周，刚好是个完整的暑假。如果表现好，可能会被直接转正，如果在大二，公司也会发出明年继续实习的邀请。
“你会觉得自己虽然是实习生，但是是被尊重的。”陶桃说。
在一家“大厂”实习时，刘楠也曾感受过这种“尊重”。入职不久，leader就告诉她，部门只有一个转正名额，“我看好你，那个名额就是你的”。
后来她得知，一起实习的小伙伴，几乎每个人都得到过类似的暗示或者许诺，“我们像牛一样干活儿”。
“不仅要自己干得好，还要说别人干得不好，可能还要防备着别人比你干得好。”她翻出一个白眼，“哼”了一声。
实习临近结束，leader忽然宣布，转正名额经过调整，没了。
“你们都可以转正成外包。”leader向实习生们建议。
失去转正机会的原因有很多种。屈然曾听她某一任leader讲过一个故事：这个leader带过一个实习生，然后告诉他“每天只要把活儿干完，（晚上）7点就能走”。实习生照做，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被留用。
“他各方面都挺优秀，就是不会主动要活儿。”leader感叹。
程佳的自尊也被互联网“洗礼”过。在实习到中段时，组里来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实习生。因为工位紧张，leader提出了凯发官网入口首页的解决方案：要求她和另外两个实习生共用一个工位，新来的清华学生单独用一个。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3个人每天挤在一个工位上，尴尬地彼此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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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大厂实习回校后，屈然坚定了以后创业的想法。不过，她虽然说不出自己在大厂里到底创造出了什么价值，但她明确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
“就像在衡水中学待了一段似的，感觉自己很多地方都被教育到了。”她感叹。
首先改变的是“看人看事”的态度，以前她认为的身边的那些“牛人”，总是锋芒毕露，实习回来后，她不再觉得他们厉害了。
她忽然发现过去的自己，“做事非常幼稚”。现在做事更有逻辑，考虑问题也更全面，人际关系处理的也更妥当。“更理解等级制度了，也懂得按规矩办事有多重要。”
最大的变化是，她比以前更加看重效率和执行率。
“回来以后语速都快了很多。”她笑着说。
刘圆圆带过的实习生里，有些高中毕业后就到过大厂实习。还有很多小朋友，会不断刷新她对“优秀”的定义。
“我们那时都是上班后，才开始了解工作内容。”她说，“现在这些孩子的择业观、职场能力、职场思维方式，甚至他们的心态和抗压能力，都比我们那时超前了太多。”
尽早实习，在职场快人一步，但太过成熟，有时也会让人变得世故、功利。
刘圆圆见过一个实习生，从大一开始写公司的产品体验，“写成了一本书”。甚至公司的一些大事，公司架构都如数家珍。还有些学生，来实习不是为了体验，或者提升能力，他们做的所有事有且只有一个目的：成为正式员工。
“我觉得周围的实习生比我还要务实，都不谈理想。”刘圆圆有时会问他们，有没有点高远的东西？在校园里听听讲座、谈场恋爱，或者到图书馆看点闲书。
她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没空”。
事实上，她不会用一个静态指标去评判一个人。
“我们不会以一个数字目标去评判一个实习生做得好不好，可能他为了这个数字好看些，不正直了。”刘圆圆告诉记者，“我们更看重一个人的品质，我认为越正直，越开放，其实你的路会越广。”
在实习的角斗场上，程佳、屈然和刘楠都曾经想成为胜利者。终于要毕业了，她们都已经筋疲力尽，选择“躺平”。
屈然还记得自己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最后一天，当时因为和leader闹翻，她早上6点多起床，赶在所有人之前来到公司，打包走人。
在回长沙的火车上，同样是17个小时的硬座，她发烧了，来北京大厂实习的兴奋和憧憬早已烟消云散，换做忽冷忽热的身体，以及满心疲惫。
程佳总结了自己在互联网大厂的实习收获：她在毕业论文里，用了很多“互联网黑话”，被导师夸奖“用词专业”。
实习收获还有一段感想：“再也不羡慕互联网大厂，越来越不喜欢上班，越来越想逃避，太累了，身心俱疲。”她曾经嫌弃不够“热血”的国营出版社，又重新成为她的羡慕对象。
毕业招聘时，程佳想回老家，一座南方沿海城市。她投了家乡的房地产公司，和教育培训机构，但都因为没有相关实习经历被拒绝。
最后，她入职了北京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她猜测，是实习经历帮了她。
（文中程佳、屈然、梅晓天、刘楠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