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里从不缺乏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但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往往更能打动人心。在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中，英国导演柯文思把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身高不足1.6米的女性开起了大货车，30岁才开始学爬杆的杂技演员成为杂技圈的“顶流”，穷得读不完中学的穷小子创立了知名快递公司，整天挨家挨户劝说村民走出大山的村支书却无暇料理家事……
这些普通人的人生故事有各自的戏剧性和关键词：自强、坚韧、闯荡、奉献。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下，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书写个人命运。而这种内驱性的个人奋斗，又反过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蓬勃生机。
系列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英文名为“a long cherished dream”，意为“珍藏已久的梦想”。该片由国务院新闻办监制、中国报道社解读中国工作室联合腾讯视频共同出品。“柴米油盐”暗喻日常生计，是中国人生活的必需品，却不是生活的终极目的。导演柯文思将这些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目的理解为“奔小康”。
柯文思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4次奥斯卡奖提名。他的中国情结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受美国广播公司之托前往中国拍摄电影，拍摄计划却因故流产。深感失望的同时，中国成了他心中的“珠穆朗玛峰”，他发誓总有一天会回来。2013年，他再次回到中国，一方面惊讶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为西方对中国的不实报道甚至恶意抹黑而愤怒。因此，他决定通过自己擅长的方式——讲故事，向西方呈现真实的中国。
日前，借中国外文局在北京举办《柴米油盐之上》首映式的机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柯文思进行了专访。
中国脱贫成就“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
记者：“脱贫”是个宏大的主题。作为艺术家，您如何表现这个主题、如何看待中国“脱贫”成就？
柯文思：如果我告诉你，我成功地拍出了脱贫题材的电影，那是在撒谎。我做不到。我能做的，只是用几个小故事，讲述中国各地发生了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选择拍摄对象的标准是什么。我希望每个故事的主角不是独特的，而是典型的。
如果我们说“1亿人摆脱了贫困”，那只是个统计数字；但当你面对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具体的个人时，你就有义务讲述他们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典型事例，这正是中国政府的（扶贫）成就。他们成功了不是1次、100次、1000次，甚至不是100万次，而是上亿次。这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想象。
我希望人们能看到这部电影，特别是那些对中国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我希望让（脱贫）这个宏大主题变得人性化，无论他们在英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还是哪里。一旦电影打动他们，任何情感障碍都能被破除。
中国崛起挑战了“西方优越感”
记者：我们都有一个困惑，那就是话语权的问题。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报道都由外国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主导，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柯文思：中国的崛起值得赞颂，但这对西方而言却是可怕的——突然之间，这个庞然大物、这个古老文明苏醒过来，挑战了从殖民时代延续至今的“西方优越感”。西方人一直以第一自居，而现在，这些被惯坏的人不得不与他人共享游乐场，这对他们而言极具挑战。
美国现在遇到了麻烦，因此它攻击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中国正在崛起，很容易被当成靶子。而且中国似乎不擅长为自己说话——不擅长玩美国已经玩了100多年的“软实力”游戏。
人人都知道美国，因为他们看美国电影、读美国小说、唱美国歌曲。无论对美国的认识是深是浅、是向往还是反感，我们都或多或少了解美国，因为它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宣传机器——好莱坞。这就是软实力。为什么每个人都了解美国，即便他们从未踏上过美国的土地？因为他们看过约翰·韦恩的电影，看过《乱世佳人》……不管他们看过什么，好莱坞故事都是欲扬先抑的美国叙事：曲折斗争和最后胜利。这就是美国梦。我相信中国也可以做到。
我们正在以非宣传的方式为中国说话——不管我多么爱中国，我都不能做中国的宣传工具。故事的影响不在国家层面，而在个人层面。用对中国的真实呈现打动西方人，让他们觉得，“这些人和我们一样有同样的问题和困境，只是外表和我们不同。”
“呈现中国人的灵魂、智慧和创造力”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让国际社会真正听见、看见中国？
柯文思：当西方人听到中国成就时，听到的都是数据，是“最快”“最长”“最聪明”这些词汇，以及“一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样的表述。这些统计数据是真实的，不是瞎编，但这对西方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让1亿人脱贫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这么说会把西方人吓得魂不附体。中国可以调动举国的人力和物力，这说明中国和西方处在不同的层次上，中国在玩一场级别更高的游戏。西方对中国成就不是敬佩，而是害怕。
现实总是既有成就、也有失败，既有欢笑、也有泪水，如果你能讲述过去经历的苦难，并把它转化为正面的、积极的东西，这才是个真实的故事，才会让人们产生共情。要使中国对西方更具吸引力，唯一的办法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智慧和创造力。
“我不喜欢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方式”
记者：能够感受到您对中国的热爱和支持，这在当下的国际舆论环境中非常难得。
柯文思：我不喜欢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方式，他们对中国持有一种有意识的偏见——我本来想说“无意识的偏见”，但其实他们是有意的。
当拍摄《善良的天使》时，我在纽约遇到了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记者，他那时大概三十二三岁，在中国生活了4年。他说他爱中国、爱北京，但他无法维持生计。他是一名自由撰稿人，靠向西方媒体卖字为生，但他能卖出去的总是负面的甚至是反华的报道。如果他写了一件他认为值得称赞的事，或一篇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没有媒体会埋单。他们不想听到中国做得好，只想听到中国犯错误。这位记者挣不到钱，所以回美国了。
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中国被歪曲、被欺凌。我无法容忍欺凌。我不介意中国受批评，但对中国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犯下的罪行进行不公正的批评，这让我非常愤怒。所以我决定留在中国，拍更多的纪录片，只是为了多一点公平、多一点平衡。
我们提倡中美建立更慎重、更理智的友好关系，希望看到中国和美国和睦相处。这不是一种时髦行为，但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喜欢你。你必须挑战人们的观念，这样才能激发他们思考。
本报北京7月2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胡文利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