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兵把一生的话都托付给剧组了，让他们登上大银幕是我们主创团队对他们最高的敬意，我们知道纪录片有好的票房很困难，投资人、朋友也给我很大支持，他们总鼓励我‘因为这群可爱的人值得记录’。”
2013年，中韩双方达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还中国”协议，在2014年至2020年的七年时间里，七批共716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2021年9月2日，10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1226件相关遗物，即将返回祖国。
纪录片《1950我们正年轻》将在9月3日上映。上映前夕，导演宋坤儒难免紧张，这部倾注他四年心血的电影终于要面世，里面承载着26位志愿军老兵对国家的炙热情感。该片主创团队也坦承剧组并不富裕，可能会面对低迷的排片、低迷的票房，或许这些离历史很近的老兵，却离市场很远。“纪录片既然这么难有市场回报，为何还要坚持在院线上映，承担更大的风险？”面对新京报记者的这个问题，宋坤儒回答得斩钉截铁，他说：“这些老兵把一生的话都托付给剧组了，让他们登上大银幕是我们主创团队对他们最高的敬意，我们知道纪录片有好的票房很困难，投资人、朋友也给我很大支持，他们总鼓励我‘因为这群可爱的人值得记录’。”
“我记得片中有位老兵和他的战友有张合影，这是他们唯一的合影，后来战友牺牲了，他就把这张照片折了过去，他这一生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他说，关于与这个战友的回忆，他不想再打开，也不敢再打开，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个人不在了。”抗美援朝，197653名志愿军战士，牺牲在异国他乡，回来的战士，如今他们怎样了？当年的战场究竟有多惨烈？在双方军力物力悬殊的那场战斗中，这些年轻人想的是什么？《1950他们正年轻》讲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感动故事。
摄制团队从2人发展到15人
确保老兵在舒适的环境下讲述
从1950年10月19日那一天开始，百万中国青年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把威胁挡在了国门之外，他们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在宋坤儒看来，《1950他们正年轻》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更多的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也是无数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老兵们谱写的青春赞歌，因此，他将片名注解为年份，在那个年代，老兵们“正年轻”。对于宋坤儒来说，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契机是偶然的，很早之前，他关注并拍摄关于抗美援朝英雄的短片，在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抗美援朝的老兵，拍摄之余和他们聊天，非常感动。他萌发了一个念头，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老人的话给记录下来，尤其是对抗美援朝，我们拥有的影像素材大都是宏观的介绍，关注普通士兵的真实素材相对少，于是，出于这个朴素的愿望，他开始拍摄老兵，但此时，还没想到要做成纪录片。
“我们是2018年6月开拍第一位老兵，然后到2020年的8月份结束了最后一位老兵的拍摄。”最初，宋坤儒的团队就两个人，他们从各种渠道找到了一些抗美援朝老兵的凯发官网入口首页的联系方式，陆陆续续，越拍越多，等拍到2019年底，他们已累积了几十位老兵的素材，他们兵种不同，参战时间也不同。“其实跟这些老兵面对面去交流时，我大受震撼，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把现场感的素材传递出去，这样是不是应该做部纪录片。但我本人是剧情片导演，就希望找一些纪录片导演来完成。但别人给我的反馈都是访谈形式太单调，既然我得不到外援，只有自己尝试着做，毕竟我也不是专业做纪录片的，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因为我真的想拍。” 四年间，宋坤儒四处找投资，找钱难，他说最好用的办法就是从朋友和亲人下手。队伍渐渐壮大，但团队最大时就也15人，这些人在摄影、配乐、剪辑等各个岗位上各司其职。宋坤儒说，他们需要找到亲历战争的人，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但并不是外界想的，接近50个人找到后，一天拍一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的拍摄基本都是零敲碎打，联系到老兵，先进行采风，与老人建立联系、拉近距离，认为可行才进行拍摄，例如有些老兵会反复拍多次，要保证对方在最舒适的情况下完成采访。
没看到电影上映的老兵成导演最大遗憾
几度想放弃最终咬牙坚持
相较于以往的抗美援朝纪录电影，《1950我们正年轻》将大篇幅聚焦于“人”，聚焦战争背景下的个人命运的呈现。老兵们曾经年轻，曾经也有对未来的各种梦想，一场战争让他们的命运改变了，但他们无怨无悔。片中，有文艺战士讲当年如何入伍，怎样经历第一次战斗，怎样趁着夜色潜入敌人的营地为被围困的战友们偷年糕，也有炮兵讲述怎样将炮弹射向敌人，过春节的时候就着弹坑积水吃水饺，又是怎样同生共死，甚至还有影片《奇袭白虎团》的原型讲述电影与真实的差别。宋坤儒透露，四川荣军院1956年的时候，伤残抗美援朝老兵有两三千人，到去年，就剩下了9个老兵还健在，他知道能把这些健在的英雄搬上银幕是种荣幸，也是和时间赛跑，就像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电影的制作时间被迫拉长，片中有些老人已经相继过世，他们没能看到这部电影上映，也是宋坤儒最大的遗憾。
“创作过程中无疑是有很多痛苦与困难的，比如放弃这事，不用别人劝我，有些时候我自己就想放弃了。拍到2019年初时，我突然不想拍了，也不想看这些素材，当时的我挺悲观的，一是没有投资，要自己拿钱，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差旅是一大笔费用需要自己贴钱。二是对自己的道德审判，有段时间我严重失眠，一想到白天拍摄的老兵们的音容笑貌就很痛苦。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我为什么还要用旁观者的姿态去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走进那段谁都不想回忆的过去，我的内心很自责，因为我认为我的采访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我不知道的，可能会让他们不好过，那段时间我不想干了。”宋坤儒诚挚地向新京报记者剖析自己的内心，但后来他遇到了很多支持他的人，这些人告诉他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碰触这样的选题，既然碰了，也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是没有理由放弃的。“无形中，我已经将纪念的责任背在身上了，让更多人看到、听到历史的亲历者讲述的过去是种责任，因为那段历史，需要有人铭记、以史为鉴。”
【专访】
拍摄时间很紧迫，想为老兵多做些事
新京报：这次拍摄采访人数一共有多少，素材量有多大？
宋坤儒：我们采访了差不多50名老兵，拍摄的素材差不多接近80个小时，最后根据多种原因考量，选择了现在的这26位老兵讲述的节选。
新京报：四年拍摄时间很长也很不易，你们是怎么坚持做下去的？
宋坤儒：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保留一段国家记忆，我相信每一代年轻人对这些画面有自己的理解，作为创作者不会去强加一些想法，不希望这个作品强行输出作者观点，只想最真实地还原那段岁月。很多观众反馈说现在的素材呈现出来的就是热血、感动、温情，但我认为这个影片最关键的词是珍贵。去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我不敢想象80周年的时候还有多少老兵能留下来，那个时候，很多爷爷奶奶的音容笑貌可能只能留在影像中了。
新京报：电影中有很多资料片，但有些镜头用了不止一次？
宋坤儒：因为没有钱，我们会向相关机构购买，但太贵了。再比如，要追求高质量的画质修复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片中很多资料片段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是后期经过重新修复的。但因为我们资金有限，原计划修复30分钟，算了一下，我们的资金只够买三分钟的素材。
新京报：所以说，拍这个电影最大的困难是在与时间赛跑？
宋坤儒：整个拍摄过程都处于和时间赛跑的紧迫中，不仅因为拍摄过程中有老兵去世，比如我们第一次采访老兵后，第二次再采访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态和记忆状态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采访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深刻意识到拍摄是很重要、很紧迫的事。另外，我们想为老兵多做些事，包括倡议老兵的帮扶组织、退役军人事务部等相关部门以及民间给老兵们多些实质性的帮助，想通过电影让更多人关心他们，能够在他们与这个世界倒数计时的阶段，给他们更多心理关怀。
新京报：纪录片的导演免不了向院线求排片，你会吗？
宋坤儒：我当然希望院线能多给我们一些排片，也感动于大家给我的宽慰，我明白这部电影毕竟不是一部商业电影，在商业的院线体系内很正常，院线肯定要把资源给能够卖票的电影，只希望大家多去了解这些为国家、为我们牺牲、付出的人，如果去看的观众够多，相信院线会给我们排片。
新京报：电影上映后会邀请老兵们去看电影吗？会收集他们的反馈吗？
宋坤儒：我们在安排这个事，其实不太建议老人们去影院，因为影院对他们来说刺激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会组织他们在所在地的一些小礼堂观看，刺激就没有这么大。其实原计划在各地的点映中会邀请一些老兵家属，但因为疫情活动都被取消了，所以我们会将每一位采访了的老兵的视频素材做成一个硬盘，将这些珍贵的影音资料珍藏，再送给他们的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