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对此，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坦言，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些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了？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十几位80后、90后青年，了解他们在面对“要不要生娃”的人生重大抉择时，有哪些现实考虑和社会压力。
沉重的养娃账本
王帅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他的支付宝账单里，满满都是纸尿裤、奶粉、婴儿床等物品的购买记录。除了日常开销，王帅的双胞胎儿子是早产儿，“孩子身体不太健壮，前段时间看病又花了5000多元。”他还记得，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在早产保温箱里待了十几天，单单这笔费用就高达3万多元。
为了维持养娃开支，王帅的妻子休满产假就回到单位继续上班，家里两个孩子无人照顾，王帅的母亲和岳父岳母牺牲了清闲的退休生活，来到西安帮他一起照顾孩子，而王帅的父亲则在北京的姐姐家帮着带外孙女。
“白天我和妻子要上班，母亲负责做饭、收拾家，岳父岳母负责照看两个孩子。”王帅细数着自己的家庭分工，“为了照顾好第三代，老人们不得不离开故土，我其实很惭愧，但是只有这样我和妻子才能正常工作。”尽管如此，王帅妻子的公司仍以“生育过后精力不充分”为由，将她每月的工资降了2000元。
王帅说，妻子也想过做全职妈妈，但算了算养娃账单就打消了念头。
王慧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生活在四川省的五线城市，但是她的“养娃账本”依旧沉重。大孩读小学二年级，二孩读幼儿园，光兴趣班、生活费、玩具衣服、营养品这些算下来，两个孩子一年要花5万多元，“如果再带着孩子暑假游，又得花1万多元”。
王慧一年到头的工资不够两个孩子的开销，她的丈夫一年能挣10多万元，家里还有房贷、车贷、老人赡养费等各项支出。王慧说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家人生病，“我们挣多少花多少，根本没有积蓄给老人看病。”
高标准育娃的心理预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90后青年表示“生不起”“养不起”孩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负担不起孩子的基本开销，而是对孩子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抱有较高的心理预期。
1995年出生的李明，目前在广州一家银行工作，年收入20多万元。李明的女朋友在华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他计划等女朋友毕业后就结婚，“但是我们短期内不打算要孩子”。
在李明的规划中，他觉得起码自己要在广州买套房，能够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资源，才会考虑生孩子，在他看来这也是对孩子负责。
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赵雪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要生孩子也只生一个，我们想给他提供最好的保障。”赵雪的男朋友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她预计两人以后的年收入应该在40万元以上。但是她担心，如果生了孩子，还能不能维持现有的生活品质。
26岁的孙海刚领结婚证不久，他认为自己还没做好育娃的充分准备，因此近期不打算要孩子。他表示虽然他没有望子成龙的想法，但也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能比别人差太多。
子不教父之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现在的年轻人在孩子的教育上有更多的选择：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兴趣班、家教、出国留学……自己的孩子过得不能比别人差的焦虑，让一些年轻人干脆选择不生。
如何缓解青年的生养焦虑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邢朝国曾通过互联网调查平台对4030名未育青年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五分之一的未育青年对生育持有矛盾心态，“生育是自然规律”“满足情感需求”“增强婚姻稳定性”“外部压力”是他们想要生孩子的主要原因，而“工作挤压”“生育能力焦虑”“对孩子成长环境担忧”则是他们不想生孩子的主要原因。
邢朝国认为，生育支持政策应该从重塑生育重要性、构建生育友好型工作制度、缓解生育能力焦虑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消除未育青年的生育矛盾性。
面对年轻人生育意愿较低的现状，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吕红平教授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分析说，从文化意义上来讲，过去有延续香火的传统观念，家的观念比较浓厚，不生孩子会受到周围舆论的非议；现在社会包容性更强，个人主义的观念相对加强，在多元文化冲击下，外在的规范约束力变弱，生孩子主要看个人意愿。随着传统社会“养儿防老”的观点逐渐弱化，当今社会可以依靠规范的养老保障制度来解决后顾之忧。再加上，养育后代所需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随之降低。
“事实上，除了生育成本，养育成本、结婚成本都让很多年轻人有所顾虑。”吕红平表示，要鼓励年轻人生育需要多点发力，政府首先要尽快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发放生育补助，加大生育支持力度，使之能够对年轻人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帮助家庭缓解一孩、二孩的养育困难和压力。
（除邢朝国、吕红平外，本文的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