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思晨
十年前，为了纪念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中国科学院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严济慈星”。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爷爷奶奶告诉我，那些死去的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变成了一颗星星，一直守护着地上的人们。
不知不觉严老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之久，但他为中国科学界留下的那一抹星光，会永远闪耀在科学的浩瀚宇宙中，散发出悠远而明亮的光，永不落幕。
“严济慈，字慕光，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我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抬头仰望星空，和严老相遇，慕先生之光，重走繁星之路。
三换专业，为国踏上科学路
1901年，严济慈出生在浙江东阳下湖严一幢三合院内。
少年时候的严济慈，就显示出了极大的学习天赋，考入了最好的高中。1918年夏天，严济慈从东阳县立中学校（现浙江省东阳中学）毕业，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当时的“南高”和“北大”齐名，东阳县立中学校开办以来的3届毕业生中，严济慈是第一个考上全国高等学府的，这对小小的下湖严是莫大的荣耀，入学后的统一复试，严济慈又名列全校第一。
由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专业所限，入学第一年的严济慈只能在商业、农业、体育和教育4个专修科中选择。第一年选择商业后，并没有激起严济慈对于商业的兴趣，第二年严济慈转入工业，从一年级读起，但同样，工业专修科对于他依然没有吸引力。
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严济慈第一次参与了游行，在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他意识到只有国家强大才能不被帝国主义压迫，同时他也感受到社会中浓厚的科学与民主的气息，他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帮助中国，个人的学习要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之中。于是，他第三次更改专业，改学数理化学科。
当时社会处于极大的动荡中，各界人士都在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的留学救国的思想，在青年学子中广泛传播。严济慈大学毕业时，中国留学热的潮头已从日本调转欧美。
1923年夏，严济慈大学毕业，他的恩师何鲁极力劝他出国留学。但出国留学所需要的高昂费用，对严济慈本不富裕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严济慈婉言谢绝了老师的好意。谁知第二天，何鲁、熊庆来等几位恩师为他凑齐了赴法国留学的路费，助他出国留学。恩师何鲁对他说：“去了学有所成，日后报效国家，先生们的心足矣！”
严济慈将恩师的寄语牢牢记在心里，思索再三，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目标，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求学之路，邮轮在海上行驶了五个星期，最终到达了法国马赛。
一年获硕士学位，被徐悲鸿称作“科学之光”
严济慈虽然离开了中华大地，但他的心与中华大地更近了。他在船上曾悲痛地写道：“吾与外人谈话最怕的就是他们问我国事，民生涂炭，言之痛心……”
初到法国，严济慈首先在近郊的一所中学补习法文，几个月后，在巴黎大学的高等数学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巴黎大学的第一张文凭学士学位。1924年夏天，已经获得普通算数文凭的严济慈进入巴黎大学。他选择了微积分、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3门功课。
一年的时间里，宿舍-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成为严济慈每天固定的活动路线，他在给爱人的书信中写道：一个人，既然学术界许身，便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法……
经过一年的潜心学习，1925年7月，在巴黎大学的夏季考试中，严济慈拿下得三门主课文凭，其中普通物理名列第二，获得巴黎大学硕士文凭。一年之内完成三门主课获得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
从巴黎大学毕业后，他向63岁的法布里老教授致信，法布里教授是法国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也是严济慈普通物理口试的主考官。严济慈在信中询问：“我很荣幸通过了您主持的普通物理考试。这次我同时还考取了数学分析和理论力学两张文凭。我想向您请教，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几天后，法布里教授回信约请他在索邦大学办公室会面。1925年7月29日下午，两人会面。法布里聘请其到自己主持的巴黎大学光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严济慈开始了物理学研究所承担的第一个课题“石英在电场下的扩展”，这也正是居里夫人十分关注的课题。为此，居里夫人还把自己丈夫及其哥哥用过的石英样品借给严济慈作研究使用。
1927年6月，巴黎大学举行了论文答辩，严济慈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由于当时“获得高等职务的任命只限于法国人”这一规定，严济慈未能获得高等职务任命。
他却没有任何遗憾，因为他来法国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学习最先进的知识，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他归心似箭。在回去的船上，遇到了同行的徐悲鸿，两人相谈甚欢，徐悲鸿为他画了一张素描小像，并用法语写下了“科学之光”的赞誉。
“科学之光”，既包含了严济慈的字“慕光”，又预示了严济慈先生未来将为中国科学界带来光明，引领一代学子走上科学之路。
“在闹市还能做学问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回国一年间，严济慈在四所大学当教授。当时月薪880块大洋，仅一年，他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1929年，严济慈携夫人张宗英再次赴法，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时局很不稳定；一方面，严济慈认为在20年代末期，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开头。中国最有发展的是地质，但那时地质主要是调查工作，生物学多是采集标本。第二次出去，是要使自己更充实，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
他说这次是代替儿子出去的，“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到了我的儿子这一辈，中国科学水平提高了，他们就用不着出国。”
那一年的11月，船停泊于苏伊士港口时，他在信中再陈心志：“居吾辈情形，吾辈研究科学，科学在中国没有根，未能独立，更无先人可为吾辈之准则。虽科学为国际的，但我总愿于国际外做中国的科学事业。”
两度赴法，两次回国，严济慈始终恪守爱国主义情怀。
“遥想前途当以居里夫人为楷模。”这是严济慈在赴法时给爱人信中的话。1930年10月，回到祖国后，他把视野投向科学深处。
当时的北平文人气息浓厚，严济慈便回到北平，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后来他写信从居里夫人那里要到一些含镭的盐样品和放射氯化铅，又筹建起放射学实验室和镭学研究所。他和几名年轻人泡在东皇城根那方小天地里做研究——如同他留学巴黎时那般。
胡适曾在饭桌上感慨，“慕光，你真不容易，在巴黎那个花花世界里你还能做学问。”
严济慈答，“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对于每天做学问，严济慈乐在其中。
他曾写道，“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支配宇宙的自然规律更引人入胜呢？自然规律的和谐和真实，使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正因为这种潜心钻研，成就了他科学生涯的黄金时代。在1927年至1938年的12年间，他的名字和53篇科学论文一起被刊登在法、英、美、德等国重要学术刊物上，被中外学者引用。
“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
1938年初，时局混乱，日本对华展开疯狂的进攻，严济慈表明他要“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 “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此番言论被媒体报道后，他北平的家门口来了日本宪兵蹲守，他还未来得及见上一面的女儿被毒杀。
随后，遭到日本特务监视的严济慈，决定将物理所主要人员和设备从北平撤退至昆明。当时的昆明也并不安宁。日本的轰炸机像吃人的秃鹫一般，三天两头在头顶盘桓，时不时扔下一串串炸弹。严济慈把从北平迁来的物理所安顿在一座破庙里，“完全转向战时工作”，待敌机一走，大家就又回到所里继续磨镜头、镜片。
彼时借住在严家的程葵珠记得，严济慈“常常摸黑或深更半夜才回家，有时回家又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人也明显地消瘦下去”。后来她才知道，他正在物理所研究应用光学，研制抗日急需的军用仪器，“他说一个人再有才智，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是无法让科学为民族、为正义服务的。”
严先生手下有一支科学的生力军，这也是抗击侵略者的一把利剑。当时大西南几条运输线路都被炮火封锁，前线部队迫切需要望远镜、测距镜等仪器。作为研究光学的专家严济慈一一应承下来。不久，500架1500倍的显微镜送到了前线医疗阵地和科研机构，1000多具水品振荡器安装在无线电发报机上，300多套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送到了战场上……
1948年9月，严济慈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会议结束后，严济慈当即返回昆明。
80岁申请入党，求得光荣的归宿
松柏之志，经霜犹茂。
在80岁生日前夕，严济慈决定提出入党申请。他提起笔，向党组织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我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已整整三十年……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名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
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要在80岁的年龄入党，1980年3月6日，严济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入党》一文中阐明了原因：“工作的实践，生活的比较，使我悟出这么一个道理：实现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科学；而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离不开党的领导。”
1981年，严济慈在预备党员转正申请书中写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生过一天病，请过一天假……我过去是进步的科学家，现在是党内的新兵……我决心做一名辛勤的老园丁，浇灌出万紫千红的新花，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直到严济慈先生去世，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履行着入党申请书中的承诺——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而奋斗。
1996年11月2日，严济慈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用一生诠释了入党誓言，将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
严老的心不似一颗飘摇的柳树，而是静默的松柏，始终伫立着，不为尘世的一切所蛊惑，只追求自身的简单和丰富。
严老是一位真正的君子，如山中松，能够傲雪凌霜，坚守科学家精神，于僧清影坐，借鹤隐枝栖，他不是繁华队里身，却郁郁苍苍，自成风范，顶天立地，一生默默耕耘，成为科学界最美丽的风景。
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如今中国的科学之路越来越宽阔平坦，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与光同行，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科学爱国情怀，映照一路星火同行。
慕先生之光，重走繁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