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接力更是传承
樊未晨
9月10日，我国迎来了第37个教师节。
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教师总数已经达到1792.97万人，在这近1800万名教师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职场上是志同道合的同事，而回到家里，他们是父母儿女或者兄弟姐妹，他们亦师亦友亦家人，他们是教师世家。
有人说，孩子眼中教育的模样，就是教师的模样。
的确，教师对孩子最大的影响并不是教会了孩子哪些知识，而是把自己活成孩子的榜样，让他们成长为比榜样更优秀的人。
而当教师同时又是家长时，这种影响则更加潜移默化了。
很多人把教师比喻为春蚕、比喻为蜡烛，说的是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而在教师家庭中，这些精神化作了每一个夜深人静时的备课和批改作业、每一次与学生和家长的促膝长谈、每一个“特殊”学生的成长故事、每一届学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天的耳濡目染中，儿女们把父母或者父母的父母当成了自己的榜样。理想的种子自然而然地扎下了根。于是，“长大后，我就成了另一个你”。有的家庭中两代、三代甚至几代人都是教师，他们相互影响、相互鼓励，把一个人的职业变成了几代人的共同事业。
有媒体报道，在大别山北麓的深山区，有一个教育世家，扎根基层教育，五代人中有11人为教师，跨越3个世纪，教龄总和达到276年。
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的教师，把一群又一群孩子带出大山，给了孩子更好的未来，也为国家许下了更好的明天。
让孩子超越自己，是每个教师心中都有的愿望，教育不仅是接力，更成为一种传承。
择一事，终一生。一代代教师正在接续前行、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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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丹丹：父辈叮嘱里点燃乡村孩子的梦想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许丹丹的人生是围着学校转的。
幼年时，她跟着外祖父生活，常看着他蹬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去学校工作。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外祖父担任海南红光国营农场龙东小学校长。当时，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未普及，乡村教育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全校只有8名教师。除了教学任务，8名教师下了课，放下笔杆子，撸起袖子、卷起裤腿，下田种甘蔗、种水稻、割橡胶。等粮食熟了，学校拿出去卖，靠粮食收入补贴了学校紧缺的资金。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要求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也是在这一年，许丹丹的父亲许环富，站在了澄迈县官族小学的三尺讲台上。而这所乡村小学正挣扎着从泥巴里“破土而出”。去往官族小学的路上通不了车，只有一条弯弯曲曲泥巴路，一脚下去，力气若使大了，脚抬起来后鞋子还在地上。学校的教室是土坯瓦房，四面漏风。
1991年，许丹丹的父亲调任澄迈县博才小学校长。师资紧张、缺水缺电、缺少宿舍等仍是乡村学校的难题。没有水，老师带着学生拉管引水；没有床，老师自筹资金给学生购买木板，制作板床；没有桌子，用木棍搭建起长条课桌；没有医务室，有学生摔伤了，父亲就连夜骑着摩托车带着学生到十几公里外的卫生院缝针、包扎。
长大了些，许丹丹被接到了父母身边，这又是另一所新的学校，福山镇中心学校。
一家人挤在学校的宿舍里，在她的印象里，有一次半夜刮台风，将瓦房的一面墙给吹倒了。后来一到台风天，一家人不得不搬到教室的平顶房里。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要求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在福山镇中心学校，那时候还没有教师办公室，她看着父母把作业抱回家，一摞摞地堆起来有一个手掌那么高。父母伏案一页页地批改，用红色的圆珠笔在本子上批注。那时，她还小，不懂母亲的教案里为什么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她疑惑，难道大人也要写作业吗？母亲告诉她，教师必须提前把教案写清楚，才能知道上课要教什么。
她也不懂什么才叫教师。只知道母亲自学了美术绘画，给孩子们上美术课，教他们一笔一画把乡村的美给记录下来。也不懂一个好教师会改变什么，只知道小镇街上，从小商贩到司机，人人都会亲切地跟她父母打招呼，叫一声“许老师”“王老师”。
打小，她心里觉得，“教师是一个需要有艰苦奋斗精神的职业。”
高中毕业，父亲鼓励她从事教育工作。于是，许丹丹选择了师范类学校。恰逢国家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2006年，计划要求通过公开招募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农村学校任教，逐步解决农村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2011年，大学毕业后，她成为澄迈县石浮中心学校昌文小学的农村特岗教师。在21世纪的乡村学校，不再需要教师下田干活儿，也并不再需要教师去自制教具，但许丹丹发现，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仍然严峻。
昌文小学地处澄迈县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学校有两层高的教学楼，6个年级、6间教室、6名教师，距离教学楼10米远，有一排平顶房当做教师宿舍。这里的每名教师都是“全能型”的，身兼多门学科教学。
初来学校，音乐教师许丹丹不懂其他学科知识，只能埋头阅读书本，研究各学科的教学模式，把语文课搬到了学校阅览室，把古诗整理成“知识树”，让学生背诵和默写。
成为家中第三代教师，许丹丹发现自己和父亲的课堂也有了一些戏剧化的相似之处。父亲在讲《让我们荡起双桨》一文时，喜欢课前播放音乐，增加课堂乐趣。她也喜欢把音乐的元素加进课堂里，曾有一节课，教孩子们学会分类整理，恰巧有首歌就叫分类整理歌，开课时，音乐响起，一年级的小朋友马上就高兴起来，跟着歌曲唱了起来。
更多教育的话题被“摆”上了家庭饭桌。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后，许丹丹发现，一个教师的引导可以点燃一个乡村小孩的梦想。在昌文小学，很多孩子没接触过声乐舞蹈，课余时间，她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学习，组建了一个舞蹈队，训练之中，有学生通过舞蹈考到了另一个更好的学校。
她也跟父亲交流班上不听话学生的管理问题。有个孩子偶尔在课堂上大吵大闹，偶尔会去欺负其他同学。父亲告诉她，要多鼓励、多关心教师眼中的“坏学生”。于是，在上课的时候，许丹丹会因为这个孩子回答问题声音大，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他，会因为他作业完成得好，奖励给他一个小印章。
一段时间过后，改变就在孩子身上慢慢发生了。一次下课，她正在组织小朋友们排队离校。孩子跑来她身边小声地说，自己还有一个生字没写完，想在教室写完后，自己关灯、关门。“每个孩子都想积极向上，受到老师表扬，老师在长久的教育中更需要一颗耐心。”
对于教师这个职业，许丹丹有了更深的理解，从父辈那里传承下来的，不仅仅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她更觉得是一种教书育人的情怀，这种情怀包括“奉献、爱心、真诚……”最重要的，“是一颗爱学生的心”。
成为教师之后，她也收获了小朋友纯粹的爱。到了教师节，许丹丹会收到村里小朋友送来的一束束花，花瓣是塑料制成的，颜色鲜红、亮丽，纸盒子里放着一个卡片，写着，“我最喜欢的许丹丹老师，节日快乐！”一看，她会忍不住笑起来，“很简单的句子，会让人觉得特别高兴。”
乡村教育的改革也还在不断进行着。在许丹丹的人生轨迹里，看着照片里的砖瓦教室变成了水泥高楼，看着学校旁边的泥巴路变成了柏油路，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有了音乐教室、有了电脑教室，“乡村教育无论是从硬件上，还是教师资源上，正在一步步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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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铨：教师世家走出农学教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在我的记忆里，从我的曾外祖父开始，家族走出了太多的教师。”
徐铨是沈阳农业大学的青年骨干教师，身为85后的他，如今已是博士生导师。
在职业道路的选择上，徐铨可谓是“子承父业”。
徐铨成长在沈阳农业大学的教师宿舍，童年几乎都是随父亲在水稻研究所的实验田中度过，一边在田间玩耍，一边看着父亲进行实验取样和性状调查，徐铨渐渐地对水稻这个养育全球50%人口的重要粮食作物产生了兴趣。
父亲徐正进是对徐铨影响最大的人，徐正进为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原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作物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作物学会水稻分会副理事长，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
父亲在教育与学术上的奉献精神是徐铨学习的榜样。父亲徐正进与沈阳农业大学的很多专家一样，没有知名教授“范儿”，穿着普通，一双布鞋，走路生风。对父亲来说，搞科研不需要备好行头、摆足架势。
在实验田里，如果看到有哪棵稻秧有异常，父亲经常是二话不说，脱掉鞋袜，挽起裤腿就直接下田，拔下稻秧，确认一下是什么病，然后上岸冲冲脚，穿上鞋就离开。
有一年，沈阳农业大学水稻所几位同事在海南选种，父亲正好也到海南参加全球水稻分子育种的一个国际会议。会议开完后，他来到育种基地和大家一起选种。因为此行是来参加国际会议的，根本就没有带下田选种穿的工作服，他的个子高，别人的工作服他又穿不了。徐正进干脆脱了外裤，只穿着一条衬裤，和同事们在地里干了整整一天。晚上，他套上外裤，乘飞机就回了沈阳。
“小时候跟着父亲在稻田里抓青蛙、逮蜻蜓。后来，我渐渐对父亲从事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高考选择志愿，也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专业。父亲是个优秀的传统育种家，但在一些涉及分子领域等更前沿的研究方向，他就会受到知识的局限，我希望可以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徐铨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徐铨的母亲张甦颖为沈阳市第八十一中学语文教师。在徐铨儿时的记忆里，长期作为班主任的母亲经常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照顾徐铨的起居生活。
“孩子，你参加高考，妈妈没能像你同学的家长一样陪你去考试，心里不舒服了吧？”在徐铨高考之后，母亲对他说了这番话。母亲因为是高三的班主任，班级40多个学生参加高考，又要到考场附近的旅店住宿，就没法陪伴徐铨了。
虽然当时有些委屈，事后徐铨觉得这很正常。“因为，这是妈妈的工作，就应该这样，要不怎么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怎么能被称为‘春蚕’‘蜡烛’呢？这是妈妈的胸襟。当初祖辈是这样，今天的父母还是这样，这是教育世家一代代人的大胸怀、大情操。不为小家，不为金钱，不为名利，只为一辈辈人心中的那份事业、那个梦。”
2004年，徐铨追随父辈脚步考入了沈阳农业大学，开始系统学习农业知识。2008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徐铨赴日本京都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徐铨认真刻苦，掌握了多种水稻分子生物学技术，于2014年完成博士学业。
不仅是父母，徐铨家中最早从教的家族成员要追溯到徐铨的曾外祖父，曾在小学从教10余年。
此外，外祖父为大石桥市师范附属小学校长，外祖母为大石桥市博洛卜乡刘白小学教师。师道传承、家风延续，母亲这一辈中，舅舅、舅妈、二姨、二姨父、三姨均为人民教师，孙辈中，徐铨的表姐也是营口市一名小学教师。
徐铨的祖父曾为大石桥市博洛卜乡景屯小学主任，如今，96岁高龄的他虽然已经眼花耳背，但是学生们的名字和他教书时发生的事，他都记得特别清楚，提起教学，他马上就会来精神。
“我们家除了还在上学的小朋友，其他人都是人民教师。”在拍摄家族合影的时候，外祖父自豪地说。
因为全家都是教师，投身教育，能一家团聚的机会就比较少。一旦有时间，就在外祖父家聚一聚，大家的话题也都是教育，互相交流教学工作中的心得体会，总结成功和失败的教学经验以及工作中的乐趣。外祖父和外祖母多年的教学经验是家族宝贵的财富，后辈们经常向他们请教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如今，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徐铨再次回到了从小长大的校园。
2015年11月，徐铨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入职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受聘副教授，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参加工作以来，他耕耘在教育和科研工作第一线， 2019年破格晋升教授，2020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徐铨从硕士期间开始，一直从事以水稻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为我国不同稻区籼粳稻杂交聚合亚种有利基因提供了分子设计育种策略。
徐铨表示，“我现在带了8名硕士生，两名博士生，我认为自己和他们的年龄差距不是很大，还是比较能体会和理解现在这些年轻人的，平常同学们有什么学习上、乃至生活上的困惑，也会找我聊天。我们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比较平等的，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会以一种亦师亦友的方式进行沟通。”
和其他专业相比，学农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专业，在徐铨看来，选择并坚持这一领域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能收获不小的成就感。
“这个学科确实辛苦，因为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还要从事一些农业方面的劳动，要下田地。在不少人看来，这样是比较‘土’的。虽然非常辛苦，当老师和同学们经过几个月的付出，终于收获了粮食之后，这种喜悦也是别的专业的人没办法体会的。”徐铨说。
在徐铨看来，高校教师有着和其他教师群体不一样的特点。他们需要担起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多重责任。培养越来越多学农爱农的优秀学生，同时有一定的科研突破，并且能给当地农业生产作出贡献，这是他职业生涯的追求。
“想要达到这三方面的目标是充满困难和挑战的。从老师的角度，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引导，让更多优秀的年轻人选择农业，用学来的知识为我们农业大国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徐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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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沁丛：“牵着蜗牛散步”的“教三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执教14年，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张沁丛教过小学生、初中生，当过数学、语文、美术和生活适应课教师。
她的学生往往需要从认识食物、表达如厕意愿等生活常识开始学起；买不到教具，她就和同事一起布置教室、亲手制作教具；由于教学中长年使用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教师们脸上的皱纹会比同龄人多……之所以与众不同，因为她从事的是特殊教育事业。
张沁丛把特教事业喻为“牵着蜗牛散步”：即使明白蜗牛走得很慢，还是要耐着性子牵着他们一步步前行。与健全孩子相比，患有听力、视力、智力障碍的孩子需要教师付出更多耐心、细心与爱心——这也是她的祖母和母亲常常勉励她的话。
张沁丛出生在温州一个特殊教育世家。祖父张忠铭幼年因发烧失聪，曾求学于上海福哑学校，回到温州后，他与几位同窗于1946年创办了浙南地区第一所聋哑学校——即温州市特殊学校的前身。1979年，由于该校办学规模有限，无法招收更多学生，已经退休的张忠铭夫妇又和女儿张培芝、张佩碧在乐清湖头创办聋校。20世纪70年代，张沁丛的叔叔张建浩、母亲陈湖湖也加入了聋校教师的队伍。
幼年时，张沁丛跟祖父母在乐清生活过几年，直到现在，她还记得祖父因长期刻蜡版而严重变形的手指。
她曾听长辈讲述祖辈创办、运营聋校的艰难过程。新中国成立前，百业荒废，学校资金与师资严重匮乏，祖父母省吃俭用，生活费都用在了学校里。祖父坚持自己刻蜡版誊印教学资料，导致指骨严重变形。1952年学校被国家接管后，祖母黄灿霞一直担任总务工作，为节约国家经费，购买办公用品、书本簿册等没有报销过一分钱运输费，轻的自己搬，重的就让年龄大一点的学生骑三轮车运，自己推着跑。那时候，祖母每年都获评温州市教育先进工作者。
稍大一点时，张沁丛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印象中，母亲常在假期把一个女生带回家，对她关心爱护的程度似乎胜过对自己。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女生是孤儿，每当节假日看着同学们被父母接回家，而自己只能回福利院，就特别伤心难过。在母亲的教导下，女生毕业后考上了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有了不错的工作。每当教师节、母亲节、妇女节，母亲都会收到学生们亲手制作的贺卡，她将这些贺卡视如珍宝。
尽管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心中对教师职业充满崇敬，高中时期的张沁丛却并不愿从事教育行业。那时她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想报考热门的英语专业。但祖母告诉她，祖父的遗愿是孙辈中至少有一个能延续他的聋教事业。作为家族同辈中年龄最小的孩子，乖巧听话的她带着遗憾报考了南京特殊教育学院。
2008年开学季，张沁丛进校后带的第一个班是小学一年级。尽管学习过听障教育理论，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各种实践活动，副班主任的工作还是给她很大挑战。“新生中有的已经9岁、10岁，整个班一直乱糟糟、吵吵闹闹的，有些孩子拉着家长要回家，上课就像老鹰捉小鸡似的，刚把这个按下去，那个又跑来跑去了。”
困难吓不倒年轻、充满激情的张沁丛。她从生活常识教起，一点点培养孩子们的行为习惯，经常在4点多下班后多留两三个小时，辅导学生做作业。平时在家，她会把班里的新鲜事儿、学生的行为和情绪问题跟祖母、母亲聊一聊。两人常嘱咐她，聋哑孩子虽然会手语，但手语比话语贫乏很多，不能完全表达自己内心所想，很容易感到痛苦，所以教师一定要踏踏实实提高教学水平、给予学生更多关爱。第二个学期开始，她就能胜任班主任的工作了。
2018年，正当张沁丛在学校启音部的工作越来越有经验、有信心时，遇到了新的难题。随着医学发展，入学的听障学生数量逐渐减少，她响应学校号召主动转岗到启智部，这意味她要尽快学习新的专业知识，重新适应教学生活。
在她看来，培智孩子的世界是简单、绚烂又神秘的，虽然少了一分聪颖，但多了一分热情，甚至是喜怒无常，当他们暴跳如雷、哭闹不止乃至自残伤人时，教师却难以捉摸原因。在启智部有经验的同事和志愿者家长的帮助下，张沁丛学会了在细微之处发现孩子们的需求，并用大声夸奖鼓励、将生活技能训练融入游戏等方法，教会孩子表达日常生活所需、减少发脾气的频率。
张沁丛告诉记者，健全孩子只要认真学习就很容易进步，但她的学生却非常难。特教教师的成就感来自学生每天在行为习惯上取得的小小进步，而为了这一点点进步，教师都要付出极大心血。
张沁丛知道，特教事业能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的命运，从而减轻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负担和社会的负担。“作为特教教师，我不指望‘桃李满天下’，只希望孩子们能获得生活自理的能力，甚至能走向社会，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那时，我的成就感就已经足够。”
